作为美国第一家族的后代，戴维有其他人没有的机会可以接触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最有权势的家族、影响整个欧美政局的政治家、每一届美国总统，参与了很多改变世界格局的重要访问。他在冷战时期造访前苏联，跟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有过直接而锋利的面对面交流，也是第一批在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后的1973年到访中国的资本家，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初跟中国密切接触，并成功开展商务活动的国际金融家。他跟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交往，跟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深厚友谊，深深地培植了他对中国这片土地的感情。作为哈耶克和熊彼特的学生，并与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同学，他对经济学，对企业经营和政府影响都有着深刻的见地，这些见地也广泛地影响了美国经济的走向和政策制定。他继承了巨大的财富，并且成功地把财富的培育和世界政治格局的走向密切相连，将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他重新定义了企业家的身份，“企业家身份本身代表着一种机会，用于满足人的发明创新、追求权利和赌博的本性……事实上，对成就过程的追求，其本身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是一个目标，而在那些人眼里，利润只是一种值得付出努力的副产品”，这也许更能解释他在使用和创造财富上做的一切。[1]
这是一部独特的家族史，作者戴维。洛克菲勒违背了祖父“洛克菲勒家族的人不出自传”的遗训，写出了历史上第一部，也是惟一的一部洛克菲勒家族的自传。这部家族史跟美国的近代经济史和外交史都有着深刻的勾连。
我记得那是美丽春季的一天，法式门敞开着，通往露台，哈得孙河在我们的下面泛着耀眼的蓝光。祖父最喜欢的风琴手-阿彻·吉布森博士-在大厅演奏着。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经常随着他的乐曲假装表演一番。里弗赛德教堂（RiversideChurch）-那是我父亲建造的-的高级牧师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致了悼词。
我父母于1901年10月9日结婚的时候，媒体报道称这是美国最强大的两个家庭的联姻：约翰·D·洛克菲勒的儿子，继承人与美国国会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内尔森·奥尔德里奇的女儿。在有些人看来，奥尔德里奇是“国家的总经理”。
我于1915年6月12日出生在西54大街10号我父母的家里。他们的家并不是范德比尔特家族和第五大道其他人建造的那种带有角楼、雉堞围墙和豪华舞厅的庄园，但也绝不是简陋的房屋。当时，它是纽约市最大的私人住宅，有9层高，屋顶有一个封闭的游乐场。下面是壁球馆、体操房和私人医务室，医务室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家里人得了麻疹、腮腺炎之类传染病时去的地方。二楼有一间音乐室，里面有一架风琴和一架大钢琴；我父母就是在这里招待一些著名艺术家演出的，比如帕德雷夫斯基（IgnacyJanPaderewski）和博里（LucretiaBori）。
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洛克菲勒研究院的董事长，同时又要忙于许多其他活动，父亲对于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来说有点难以接近。事实上，我们唯一看到他不那么一本正经的一面的机会，是我们在儿时跟他一起旅行的时候。那些难忘的旅行-以及我受到的正规教育-帮助我培养了我后来孜孜追求的兴趣，塑造了我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