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原有六卷,现存前四卷。卷一《闺房记乐》描述了作者与妻陈芸闲居沧浪亭畔时,每当花开月上,夫妻对酌吟诗,怡然自得的生活,表达了作者对亡妻的深深怀念。卷二《闲情记趣》叙述了作者在生活穷困中,曲尽文酒流连之乐,赏玩花卉虫鱼,布置各种赏心悦性之具,凭着爱美的心性,领略无处不在的一种真趣,阐发了作者不同凡俗的美学观。卷三《坎坷记愁》记述了作者伉俪天性浪漫,不容于封建大家庭,两次遭逐,飘泊无依,穷困潦倒。颠沛流离中爱妻陈芸病死他乡,不幸其父也相继离开人世。作者奔丧归来,兄弟失和,惨遭家庭巨变。人生坎坷,备尝艰辛。卷四《浪游记快》[11] 叙作者游幕作贾,遍历风景名胜,记下了各地的美丽风光。书中反映了当时的世态人情,如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以及知识分子的凄凉遭遇,后两记已佚。[2]
《浮生六记》“浮生”二字,典出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李白的这篇短文,描写的乃是他和诸位堂弟在桃花园中聚会、赋诗,共叙天伦的乐事。从沈复以此诗来命名自己的文章,也可以看出《浮生六记》想要描写些什么。确实,《浮生六记》和李白的短文一样,都以“天伦之乐”为对象,差别在于,李文写兄弟之情,而《浮生六记》则侧重夫妻之情。
据称,《浮生六记》是沈复在他46岁这一年所著。沈复一生坎坷,但和妻子陈芸感情极深。陈芸去世后,沈复更是颠沛流离。嘉庆十三年(1808年),沈复随使团出使琉球,在琉球共四个半月。正是在这段时间内,沈复回忆起过往,有感于“苏东坡云‘事如春梦了无痕’,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乃作《浮生六记》。[3]
《浮生六记》写日常生活,以情贯串始终,突出描写了沈复夫妇之间真挚的爱情,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沈复与陈芸的结合,摆脱了旧式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模式,而是以爱情为基础的自主选择。沈复与陈芸“两小无嫌”,“叹其才思隽秀”,因而“心注不能释”,于是向母亲表示:“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沈复和陈芸有共同的生活理想和兴趣爱好,是他们夫妻情爱日深的重要原因。他们一起赋诗论文,邀游山水,向往摆脱世俗束缚的率性自适的生活方式。
《闺房记乐》写沈复夫妇移居金母桥避暑,陈芸说:“他年当与君、筑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妪,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沈复夫妇不迷恋功名,不贪图荣华,向往躬耕田园、布衣蔬食的简朴生活,追求精神的自在和愉悦,表现出与主流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念。《浮生六记》以浓墨重彩描写沈复夫妇在简朴的生活中相濡以沫,患难与共,谱写了一曲爱情的颂歌。在宁静的生活中,他们共享生活的欢乐,夫唱妇随,琴瑟和谐;在危难的时刻,他们不离不弃,协力同心,共度时艰。七夕之夜,沈复镌刻“愿生生死死为夫妇”的图章,作为他们的爱情宣言。他们特地请人画了月老的像,以求来世姻缘,充满浪漫情调。陈芸临终前与丈夫诀别的场景,更感人至深。陈芸自知即将离世而去,却放心不下丈夫,叮嘱丈夫续娶。沈复当即表示:“卿果中道相舍,断无再续之理,况‘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耳。”陈芸抓住丈夫的手,已无力说话,只是反复说“来世”两字,她是用最后的生命与丈夫订来生之约,真可谓为情而生,为情而死。《浮生六记》对于爱情的描写,足可列于中国文学之上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