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有两大模式：农场（包括兵团、干校）和插队。与农场模式不同：插队属于集体所有制，无需政审体检等手续，也没有严格的名额限制（赴边疆除外），顾名思义就是安插在农村生产队，和普通社员一样挣工分、分红分口粮。1968年以前的上山下乡以农场模式为主。因文革造成了中学生滞留学校，到1968年中国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初、高中学生（即“老三届”）一起毕业的奇景。这年的冬季起，插队模式就成为上山下乡的主要模式。人数规模之大、涉及到家庭之多、动员力度之强、国内外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绝后的。“插队”从此成为一个特殊意义的词汇，提到“插队”就不用提“知青”，不用提“上山下乡”了。一代人到了国外也叫“洋插队”，而没有、也不会有“洋农场”、“洋兵团”、“洋干校”之类。[2] 上山下乡
插队模式不同于农场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没有后勤，因此就有一个非过不可的“生活关”，一些尚未成年又在当地没有亲属帮助的知青所处的生存困境，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不良影响。结束上山下乡的理由中若干个“不满意”也主要来自1968年以后的插队模式。
插队模式带有明显的“待业”性质，可通过优先当地农民的“农转非”途径回城。兵团（农场）知青为回城提出“我们不是农工，我们是知青”的口号，也间接证实了插队模式“待业”的实质。
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20世纪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70年代末结束。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文化大革命时期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摒弃传统教学，过分提高实践作用的政治运动。所有适龄青年除了当兵以外，基本上都属于征召范围。 上山下乡
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 而在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到了苏联的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来后就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上山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