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既然世界本就是荒诞的，对人的理想、人的愿望、人的呼喊只有冷漠的沉默与恶意的敌对，那么，人如果没有反抗，又何以为人？又与蠕虫何异？既然人生而荒诞，为了不至于自杀，为了在荒诞和绝望中寻出人值得活下去的理由，就必然要进行反抗。 也唯有通过反抗这一条出路，才能最终体现出人之为人的尊严和意义。《反抗者》体现出来的精神和勇气，足以与《西西弗神话》前后辉映，足以为加缪“在荒诞中奋起反抗”的一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1]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耿占春）1952年加缪的《反抗者》出版的时候，它是一部西方世界较早对极权主义及其暴力哲学作出批判性反省的著作。比那些跟残酷的历史状况不着边的“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之类的思想要重要得多，但却因为触及了从虚无中走出来的暴力哲学的神经系统而遭遇围攻，在萨特作为掌门人的亲共知识分子势力范围的巴黎人文学界，直至偶然车祸逝世，加缪几乎都生活在被放逐状态之中。
《反抗者》的开头写道：“有激情犯罪也有逻辑犯罪。两者之间的界限不容易分清。但是刑法典预谋了轻易的区分。我们生活在预谋和完美之罪的领域里。我们的罪犯不再是无助的儿童，他们能以爱为借口。相反，他们是成年人，他们有一个完美的借口：哲学，它可以被用于任何目的——甚至把杀人犯变成法官。”这个时代依然不乏这样的哲学和哲学家，为最不可思议的大规模犯罪提供哲学，提供其逻辑：把犯罪变成合乎更高的历史准则或社会目标所标榜的历史理性。加缪的论述不仅是对杀人犯的批判，更是对为犯罪提供其哲学的人的一项指控。二十世纪不缺乏大规模的被预谋的“完美之罪”，也不乏那些把令人发指的罪行上升到哲学层面从而使其“正当化”的人们，缺乏的正是加缪这样的指控者。面对一个武装了的利益集团，况且还是一个拥有其知识和哲学的集团，孤独的起诉者总是处在举证不足——不是因为没有证据，而是所有的罪证都被它的哲学阐释为更高的必然性，面对这个集团，孤独的起诉人陷于关注细节而非“历史规则”和“政治权衡”，总是容易被人诟病为道德主义或情感用事，孤独的起诉者处在一种政治不正确的易受攻击的位置上。加缪关注的不是政治行动的有效单元，比如党或民族，而是易受伤害的脆弱的个人，因此反驳他的人总是处在有力的位置上：阶级、党或民族国家。独裁或权力又直接或间接地给予这些人以力量。后者因为具有一元论的或二元对立的世界观而显得强大，有感召力。怪诞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具号召力的常常是杀人的号角。但加缪的指控却因为放弃二元论而显得软弱，他的思想不仅难以被一个群体有效的实践，还因为富于感情、饱尝苦痛、不能自信正确而又易受伤害。事实上，加缪的指控常常使他自身腹背受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