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原有六卷，现存前四卷。卷一《闺房记乐》描述了作者与妻陈芸闲居沧浪亭畔时，每当花开月上，夫妻对酌吟诗，怡然自得的生活，表达了作者对亡妻的深深怀念。卷二《闲情记趣》叙述了作者在生活穷困中，曲尽文酒流连之乐，赏玩花卉虫鱼，布置各种赏心悦性之具，凭着爱美的心性，领略无处不在的一种真趣，阐发了作者不同凡俗的美学观。卷三《坎坷记愁》记述了作者伉俪天性浪漫，不容于封建大家庭，两次遭逐，飘泊无依，穷困潦倒。颠沛流离中爱妻陈芸病死他乡，不幸其父也相继离开人世。作者奔丧归来，兄弟失和，惨遭家庭巨变。人生坎坷，备尝艰辛。卷四《浪游记快》[11] 叙作者游幕作贾，遍历风景名胜，记下了各地的美丽风光。书中反映了当时的世态人情，如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以及知识分子的凄凉遭遇，后两记已佚。[2]
《浮生六记》“浮生”二字，典出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李白的这篇短文，描写的乃是他和诸位堂弟在桃花园中聚会、赋诗，共叙天伦的乐事。从沈复以此诗来命名自己的文章，也可以看出《浮生六记》想要描写些什么。确实，《浮生六记》和李白的短文一样，都以“天伦之乐”为对象，差别在于，李文写兄弟之情，而《浮生六记》则侧重夫妻之情。
据称，《浮生六记》是沈复在他46岁这一年所著。沈复一生坎坷，但和妻子陈芸感情极深。陈芸去世后，沈复更是颠沛流离。嘉庆十三年（1808年），沈复随使团出使琉球，在琉球共四个半月。正是在这段时间内，沈复回忆起过往，有感于“苏东坡云‘事如春梦了无痕’，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乃作《浮生六记》。[3]
《浮生六记》写日常生活，以情贯串始终，突出描写了沈复夫妇之间真挚的爱情，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沈复与陈芸的结合，摆脱了旧式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模式，而是以爱情为基础的自主选择。沈复与陈芸“两小无嫌”，“叹其才思隽秀”，因而“心注不能释”，于是向母亲表示：“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沈复和陈芸有共同的生活理想和兴趣爱好，是他们夫妻情爱日深的重要原因。他们一起赋诗论文，邀游山水，向往摆脱世俗束缚的率性自适的生活方式。
《闺房记乐》写沈复夫妇移居金母桥避暑，陈芸说：“他年当与君、筑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妪，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沈复夫妇不迷恋功名，不贪图荣华，向往躬耕田园、布衣蔬食的简朴生活，追求精神的自在和愉悦，表现出与主流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念。《浮生六记》以浓墨重彩描写沈复夫妇在简朴的生活中相濡以沫，患难与共，谱写了一曲爱情的颂歌。在宁静的生活中，他们共享生活的欢乐，夫唱妇随，琴瑟和谐；在危难的时刻，他们不离不弃，协力同心，共度时艰。七夕之夜，沈复镌刻“愿生生死死为夫妇”的图章，作为他们的爱情宣言。他们特地请人画了月老的像，以求来世姻缘，充满浪漫情调。陈芸临终前与丈夫诀别的场景，更感人至深。陈芸自知即将离世而去，却放心不下丈夫，叮嘱丈夫续娶。沈复当即表示：“卿果中道相舍，断无再续之理，况‘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耳。”陈芸抓住丈夫的手，已无力说话，只是反复说“来世”两字，她是用最后的生命与丈夫订来生之约，真可谓为情而生，为情而死。《浮生六记》对于爱情的描写，足可列于中国文学之上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