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五卅运动中，24岁的王芸生和天津各洋行的青年员工发起组织“天津洋务华员工会”，被推为宣传部长，主编工会的周刊，因鼓动爱国情绪，进行反帝宣传而受通缉，1926年3月被迫停刊，南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都副秘书长，同时与共产党人先后主办《亦是》、《猛进》等周刊与《和平日报》。 王芸生全家福a
1926年底回天津，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宣传部副部长，经常给《华北新闻》写社论。1928年，天津《商报》请他担任总编辑。
从此，这个茶叶铺的小伙计、洋行职员、职业革命者，终于正式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
王芸生1929年为张季鸾慧眼识得，当时他屡次写文章批驳张季鸾的观点，打了几场笔仗，倒让张季鸾对这个年轻人十分欣赏，将他聘请到《大公报》。[6]
王的才华不逊色于张，但性格比他的恩师激烈得多。他对国民党官员极为不屑。因蒋介石喜欢看大公报，各路军政要员都想在《大公报》上露脸，不少人带红包来“买”有偿新闻，戴笠也派人来过，王芸生照例毫不客气把人轰走，把礼物扔出家门。
日本投降后，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应蒋介石之邀飞抵重庆。
《大公报》派彭子冈全程跟踪报道。她这样写到毛泽东刚出舱门的场景："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纸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的，这是他的新装。”走进张治中公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陌生，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这些极富画面感的生动记述，使彭子冈在新闻界声名大振。
9月1日一场鸡尾酒会上，经人介绍，毛泽东紧紧握住王芸生的手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希望你们新闻界的朋友多为和平宣传。”一贯呼吁和平的王芸生在社评中兴奋地写道，两党领袖“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
9月5日，毛泽东邀请王芸生、《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和采访主任王文彬长谈至吃饭。十几天后，《大公报》在李子坝报馆内设宴回请毛、周、王等。席间，王芸生以比喻的形式向毛委婉提出，“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也半开玩笑地答：“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大家一笑而过。这段对话为王芸生后半生的“反革命”罪名打下伏笔。
如果说张季鸾的温文尔雅让国共双方都想争取，那么王芸生的犀利孤傲则让双方都误会他是对面的人。国民党的腐败问题逐渐病入膏肓，王芸生的批评也愈发尖锐。蒋介石对陈布雷感慨：“张季鸾在世的时候，《大公报》还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还是比较友好的。王芸生当政之后，尤其是现在，是在恶毒地骂我们啊。”[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