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会议亦称公会议,是全体主教会议之意,有全球性的或教区性的会议之分。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869.12-1870.7)是第二十次大公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罗马天主教会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Second Vatican Council,拉丁文:Concilium Vaticanum secundum,简称梵二会议)。它是自公元325年尼西亚大公会议以来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二十一次大公会议,也是罗马天主教在现代召开的第一次大公会议,也是截至目前为止最后一次大公会议,在罗马梵蒂冈举行,故名。在1959年6月29日所颁布的《忝登伯铎宝座》通谕中,教皇若望廿三世指出这次大公会议的目标将会是:“发扬圣道、整顿教化、革新纪律。” 最多达2.540位教会领袖出席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其中至少4位以后出任教皇。中间经历了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1958-1963)和保禄六世(Paul VI,1963-1978)两位教皇;共含四阶段一百六十八场全体会议。这次公会议还发表了十六项文献:即四项宪章,九项法令和三种宣言。 [1-2] 

梵二会议是整个基督教历史上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发表文件最多和涉及内容最广泛的一次会议。它作出许多重大的改变,从而掀起罗马天主教在当代世界的革新运动。梵二会议的召开,使罗马天主教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梵二会议有重要的国际性影响。 [3-4] 

公元4世纪基督教会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建立和睦关系并很快取得罗马帝国国教地位后,在整个中世纪统治西方世界的一直是两大权威,即教皇与皇帝,或曰教权与皇权,两者之间既有斗争,也有结合。8世纪教皇国建立,13世纪时教权达到顶峰,罗马天主教会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也是最顽固的封建堡垒,罗马天主教会是封建王权的精神支柱。罗马天主教会和封建统治者结合在一起,发动宗教战争,奴役广大劳动人民,推行殖民主义,罗马天主教会于1215年在教皇英诺森三世当权时开始设立宗教裁判所,在几个世纪中,迫害了无数无辜的人和科学家、进步人士。教会内部则充满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成为人们抨击和嘲讽的对象和社会进步的绊脚石。罗马教会在达到鼎盛时期后,在战争的损耗和社会进步的冲击下,迅速地由盛转衰,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4] 

一、近现代种种哲学思潮、社会学说对中世纪神学的冲击

二、国际政局对教会的震动

三、科技进步对宗教世界观和天主教神学的冲击

四、教会内部各种反对派引起的冲突和造成的影响

五、教会陷入空前的困境 [4] 

面对如此困难,一个严重的、关系到教会的前途和命运的抉择摆在梵蒂冈的面前。过去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当前的世界是个大大改变了的世界,天主教会从组织到神学,从教会法到礼拜仪式,从活动方式到对外关系都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这种不适应,使教会明显地衰落了。 [4]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关系中出现了新的急骤变化,各种新思潮十分活跃,世界进入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历史时期,许多国际因素都对罗马天主教会作出新的抉择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首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分裂。其次,亚非拉众多国际相继独立,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的影响。

与此同时,梵二会议的发起者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有着丰富的阅历和开阔的眼界。他的继任者教皇保罗六世也有长期的教会生涯和担任代理国务卿等教廷重要职务的丰富经验。他于1963年6月继任教皇后,把梵二会议进行到底,主持制订和发表了梵二会议的全部文件并把会议的各项改革决议付诸实施。 [4] 

1959年1月25日,刚当选教皇几个月的约翰二十三世在罗马圣保罗教 参加会议的教宗 堂对红衣主教团发表讲话,宣布召开大公会议的决定。为此,罗马教廷随即成立了几个筹备委员会,负责各种准备工作。它们向去全体枢机主教、大主教以及教廷各部、各修会、修院、天主教大学和神学院系的首脑们发出了2500封信,就大公会议的议案广泛征求意见。它们收到了两千多封寄自世界各地教区和教会机构的复信,在此基础上起草了会议的各种议案和文件草案。这些筹备工作用了三年多时间。 [4] 

1959年6月5日,圣神降临节,教皇宣布成立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筹备委员会,此次大会正式进入筹备阶段。筹备委员会组成如下:一个中央委员会;十一个组,神学组、教区行政组、司释及教民纪律组、修会组、圣事组、礼仪组、教育组、东方礼教会组、传教组、教友生活组及教皇宫廷礼仪组;三个秘书处,新闻事业秘书处、基督徒合一秘书处和总务秘书处。

中央委员会、组和秘书处,均由一位主席、多位委员、若干专家顾问和很多秘书组成。组和秘书处的任务是:参考世界各教长和各圣部的建议,然后研究教皇指定的问题。中央委员会是由教皇自己或者自己的代表为主席,委员包括枢机主教、宗主教、主教、修会会长、组的主席和秘书处的主席,共有70多名。中央委员会的任务是:督导及配合各组及秘书处的工作,向教皇汇报成果,并负责起草未来大会的进行程序。

1962年10月11日,梵二会议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正式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全体枢机、各教会机构和组织的负责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地140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主教、主教等共2200名,再加上四百多年来第一次应邀派来的非天主教皇教团体的观察员、驻梵蒂冈外交使团成员和男女平信徒代表等等列席旁听,使参加会议的总人数达到两千五百多人。 [4] 

1960年11月14日,教皇主持筹备会议的开幕典礼,宣布本届大公会议的重点:“不仅在根据启示和传统,强调某一教义或纪律,更在重振基督的真精神,加强基督徒生活的价值和光辉。”典礼后,各部门便开始工作。 1961年6月至1962年6月期间,中央委员会共进行了7次聚集,召开了55次会议,审查了72项提案,为正式会议作好了准备。教皇在筹备阶段的末期,通过通谕和广播,呼吁所有教友为此次会议祷告,并钦定大圣若瑟为此次大会在天的中保。另外,工作人员也进行圣伯多禄大殿的粉刷装饰工作。大会会场就设在圣伯多禄大殿。

梵二会议分为四个阶段,共计十次全体会议。其中从1962年10月11 会议场景 日至同年12月7日的第一阶段会议是在约翰二十三世主持下进行的。1963年4月11日约翰二十三世发表《世上和平》通谕。同年6月3日去世。他的继任者教皇保罗六世继承他的方针。从1963年9月29日开始主持了后面三个阶段的会议并主持制订和发表了会议的全部正式文件。1965年12月8日,梵二会议正式闭幕,前后历时共三年多。 [4] 

会议第一期

1962年10月11日上午8时30分,此次大会的开幕式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主教超过2400名,还有意大利总统和很多国家元首列席。在开幕式上,教皇指出大公会议的任务是:“使教会自我革新,推进基督徒中间的合一,为能向人类更有效地宣讲福音。”大会开幕后,首先选举各个小组的委员。法国主教团代表全体教长,起草了《大会告全人类书》,表达了关怀全体人类和愿意为全体人类服务的诚意;并提出大会特别关心的两个问题:国际和平问题和社会正义问题。然后,大会进入了审议草案阶段。第一个讨论的是《礼仪草案》。其中较受争议的议题包括:(1)礼仪中的语言;(2)礼仪当如何适应不同地区文化的需要;(3)地方主教团在礼仪问题上的职权等。最后,大会通过了这个草案的序言和第1章。在第1期会议中,大会也讨论了《启示渊源草案》、《大众传播工具草案》、《东方礼教会合一草案》和《教会草案》。因为大多数教长不满意《启示渊源草案》,教皇指示把草案退给有关小组重写。而《大众传播工具草案》,大会则要求把它缩短成若干原则和一个牧灵训谕。对于《东方礼教会合一草案》,大会希望它能与基督徒合一组的另一草案以及《教会草案》中论大公主义一章,合并成一个草案。关于《教会草案》,最后由于时间所限,只进行了初步讨论,来不及得出任何结论。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第1期的会议,于1962年12月8日闭幕。

在第一期会议结束前教皇宣布:将把70多个草案缩编成20个(其后再缩编成17个)以提高大会进行的速度。还要成立一个协调委员会,用来督察各个小组的工作,务必使他们提出的草案不致相互冲突。这些是大会休会期间主要的工作。 [5] 

会议第二期

1963年9月29日,大公会议第2期会议开幕。新教皇保禄六世指出大会的目标是:1)认识教会本身,特别是有关主教的职务和主教与教皇的关系。2)教会的革新。3)各基督教会的合一。4)教会面对现代世界。教皇还特别指出:“如果天主教会应该为过去教会的分裂承担责任,那么天主教会将会谦逊地呼求天主的宽恕。如果天主教会曾经开罪过其他非天主教的弟兄,那么天主教会也会求他们宽恕。另一方面,天主教会也会诚心地宽恕所有开罪过天主教的人。” [6] 

会议第三期

1964年9月14日,大会举行了第3期的开幕式。教皇和来自19个国家的教长,围绕着祭台举行共祭仪式,这是礼仪改革的最初成果。教皇在开幕致词中特别强调,教皇主席权和世界主教团之间的关系,两者不仅没有冲突,而且是相依共存的。在第3期会议中,旁听员的大幅增多,包括了7位女平信徒,21名男平信徒和8位修女。

以下是第3期会议的重点:1)继续讨论《教会草案》,即审查:“教会的末世性”和“论圣母”两章。在“论圣母”一章中,草案没有提及“圣母为教会之母”,但保留了“诸宠中保”的称号。草案中清楚说明:“基督是天主与人类间唯一的中保,圣母中保的角色完全隶属于基督。”这点曾引起教长们激烈的争论。2)讨论《主教在教会内的牧职草案》,这是第2期会议《主教及教区行政草案》经修订后而形成的新草案,此草案共有3章,就是:主教与普世教会;主教与教区;及主教与自己教区以外各种组织的关系。

讨论的结果是,主教们意识到必须改变自己生活的方式,必须抛弃以前的排场和官僚作风,改变为简单朴素的,以基督为榜样的生活。

会议第四期

1965年9月14日至1965年12月8日:第四阶段共有五次公开会议和四十一次全体会议。这阶段和以往不同的是,讨论的时间比以前减少了(大会讨论了四项草案:信仰自由、教会在现世牧职、教会传教工作、和司铎草案);相对地,表决的时间则增加了不少。大会还特别召开了三次公开会议,隆重地公布各种经大会再三表决通过的文献。这次大会公布的文献共十一种,比前三次所公布的总和还要多。它们依次是:《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司铎之培养》法令、《修会生活革新》法令、《天主教教育》宣言、《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1965年10月28日);《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教友传教》法令(1965年11月18日),《教会传教工作》法令、《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信仰自由》宣言、《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1965年12月7日)。 [3] 

主席团:由十位枢机主教组成。在此次大会第一期内,这十位枢机主教轮流代表教皇主持大会。在另外三期内,他们则成为大会的“元老院”,监视大会的进行。

大会特别事务处:审察由各个教长提出的重要的新问题,在需要的时候,向教皇汇报或向他提供意见。

大会法庭:大会行政问题的上诉法庭,用来解决大会教长之间和各个机构之间发生的纠纷。

全体成员:当时的教会法典规定:枢机主教、宗主教、首席主教、总主教、定座主教、兼理教区首长及若干修会总会长,有权利参加会议并享有投票权。在此之外,教皇若望二十三世还邀请了所有无定座主教,而且给予他们投票权。所以,参与这次大公会议的教长人数,最多时高达2540位。

10个小组委员会和基督徒合一秘书处:这11个单位,都由教皇任命1名主席和9名委员,加上从与会的教长中选举的另外16名委员组成。由他们向大会提出草案,并按照教长们的建议修改、甚至重写草案。

神学及法律专家:协助各个小组的委员们编写草案,随时准备向大会作出解释或者报告。他们可以列席全体会议,但是因为他们并不是教长,所以除非被邀请或者被询问时,不能发言。此次会议,教皇任命了460位神学及法律专家,其中包括235位教区神父和225位会士。著名神学家K.Rahner便是其中之一。

观察员:由东正教、基督新教和其他非天主教团体所派来的代表构成。观察员可以列席全体会议或公开会议,但是没有发言权。

贵宾:由基督徒合一秘书处邀请,并以个人名义列席此次大会。贵宾并不代表某教会或团体,也没有发言权。

旁听员:由获邀请列席的教友组成,没有表决权,只有在被邀请的时候才可以在大会发言。 [7] 

最多达2540位教会领袖出席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其中至少4位是在后来出任教皇:枢机主教乔瓦尼·巴蒂斯塔·蒙蒂尼是后来的保禄六世、结束本会议者;主教阿尔比诺·卢恰尼是后来的若望·保禄一世;主教卡罗尔·沃尔蒂瓦是后来的若望·保禄二世;约瑟夫·拉青格是后来的本笃十六世。 [5] 

因为梵二会议是要在全教会推行全面改革的会议,许多崭新的观念被摆到桌面上向传统的旧观念挑战,所以持不同意见者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辩论,有时甚至是争吵和抗议,个别的与会人员怀着强烈的不满愤面退出会议。 [4]  梵二会议讨论的议题有:罗马天主教会和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或其他宗教)、现代社会、圣餐礼仪(liturgy)仪式的关系。 [6]  经过多次的反复酝酿、讨论、修改和投票表决,梵二会议陆续通过并发表了16个文件。它们可分为三种类型: [4] 

四个宪章

(1)《教会宪章》(Lumen Gentium)

(2)《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Dei Verbum)

(3)《礼仪宪章》(Sacrosanctum Concilium)

(4)《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 [4] 

九个法令

(1)《司铎之培养法令》(Optatam totius)

(2)《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Presbyterorum ordinis)

(3)《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的法令》(Christus Dominus)

(4)《修会生活革新法令》(Prefeetae caritatis)

(5)《教友传教法令》(Apostolicam actuositatem)

(6)《教会传教工作法令》(Ad gentes divinitus)

(7)《大公会议法令》(Unitatis redintegratio)

(8)《东方公教会法令》(Orientalium Ecclesiarum)

(9)《大公传播工具法令》(Inter mirifica) [4] 

三个宣言

(1)《天主教教育宣言》(Gravissimum educations)

(2)《信仰自由宣言》(Dignitatis humanae)

(3)《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Nostra aetate)

上述梵二会议文件,以及梵二会议期间发表的教皇通谕和教皇讲话,阐明了罗马教会在许多问题上的理论、立场、观点和政策,显示出罗马教会进行革新的范围之广和规模之大。其中有些文件只是纲领性的,许多具体细节有待进一步充实。梵二会议后罗马教廷成立了几个委员会,陆续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梵二文件内容及制订改革细则的文件。此外,从教廷到各种教会机构、大学和神学家们还不断发表训导文集、专著、论文等来阐述和进一步丰富梵二会议的思想体系。梵二会议是罗马天主教会革新运动的开端,革新成为会后几十年来教会活动的中心内容,所以无论是教会人士、神学家,还是哲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宗教学家以及政界人士、新闻记者和国防问题评论家等等,几乎只要论及当代的罗马天主教,就每言必称大公会议、“大公会议”一词被人们在广泛的意义上使用,既指会议本身,又指会议的精神,还指从会议开始的运动。梵二会议的思想经过不断丰富,形成完整的新神学体系。梵二会议的革新从许多方面改变了罗马天主教会,使它以一个现代化宗教的面貌,呈现在世界面前。 [4] 

梵二的最大成就就是发起了教会内部的革新和教会向外的对话。以下简单地介绍几项梵二的决议。

(一) 教会与非天主教基督徒、非基督徒的关系

这里的非天主教基督徒主要是指东正教、基督新教以及其他信仰基督的人士。教会认为有许多因素使自己与非天主教基督徒仍有联系。首先都信仰耶稣基督,都享有基督徒这一美名;其次是都领受同一的洗礼,甚至在其他的一些圣事上也有不同程度的一致性;此外还有祈祷以及其他善工的互通共融,同一的圣神也在他们中间运作,圣化并坚固他们。教会称他们为主内的兄弟姊妹,并且不断以祈祷、工作、自我革新来谋求同他们早日和平地统一在一牧一栈之内。

非基督徒包括有宗教信仰但不信耶稣为救主(犹太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等)与无宗教信仰的人士。对于非基督徒,教会认为他们也是天主所关心的。“至于那些……寻找未识之神的人们(有宗教信仰但不是基督徒),天主离他们也不远,因为赏给众人生命、呼吸和一切的乃是天主,而且救世者愿意人人都得救”,“还有一些人(无宗教信仰者),非因自己的过失尚未认识天主,却不无天主圣宠而勉励度着正直的生活,天主上智也不会使他们缺少为得救必需的助佑”。天主以只有天主所了解的方式帮助还没有基督信仰的人士,天主教也常常为他们祈祷。可以看出天主教对非天主教基督徒、非基督徒的态度是诚恳、友好和尊重的,并愿意同他们坦诚地对话、交流。

(二) 教会与人类大家庭的密切联系

世界是人类历史的舞台,在这舞台上常有人奋斗、失败和胜利的痕迹。教会正视着世界和整个人类大家庭,并正视这个大家庭生活的种种现象。教会这样做毫无现世野心,“其唯一目标是在圣神领导下,继续基督的工作,而基督降世,则是为替真理作证,是为拯救人类,而不是为审判人类,是为服务人类,而不是受人服务”。

那么教会如何为社会服务呢?由于教会的固有使命不是政治、经济方面的,而是宗教性的,因此,教会的服务有其自身的特色。如果环境允许,教会可以创办慈善事业,在这方面尤其以服务贫困者为目标;教会可以充分发挥信仰的特殊作用,在人心灵上建立和平与统一的基础,促进世界的发展;教会也能给予追求真理、美善、正义等的各式组织以支持;教会也热烈希望替人人的福利而服务,只要力所能及。

“我们这时代的人们,尤其贫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喜乐与期望、愁苦与焦虑,亦是基督信徒的喜乐与期望、愁苦与焦虑。凡属于人类的种种,在基督信徒心灵内,莫不有所反映”。天主教从天主那里领受了圣化世界的使命,她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这世界的一份子,因此,教会深深感到自身和人类及其历史,具有密切的联系。

(三) 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

人人享有人格尊严,这尊严源于天主那慈爱的创造与呵护,并由理性及自由意志所彰显,这尊严也带给人追求真理,尤其是宗教真理的责任。因此,人人有信仰的自由权利。

“本梵蒂冈公会议声明人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此种自由在乎人人不受强制,无论个人或团体,也无论任何人为的权利,都不能强迫任何人在宗教信仰上违背其良心行事。”对于各种宗教,说:“这些宗教团体,只要不妨害公共秩序的合理要求,即享有不受干预的权利,以便遵照自己的章程自行管理。”教会特别重视信仰上的自由,并认为这是人的基本权利。

梵二公会议在天主教的历史上是一次盛会,使教会在现代社会更方便、更合理地完成自己圣化世界、服务人群的使命。

梵二会议的发起者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于1963年4月发表的《世上和平》通谕是梵二会议期间发表的第一个重要文件,而且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不仅面对全天主教会,而且面对全世界和全人类的教皇通谕。这个通谕早在1962年10月梵二会议开幕前就已拟就,并在教会高层人士之中作了传达。《世上和平》通谕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阐述了天主教会在当代世界中的社会政治总纲领和教会革新政策的总方针,并得到随后发表的梵二会议全部正式文件、尤其是被称作“梵二会议的一面镜子”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的全面呼应。梵二会议第一次向全教会和全世界宣布,罗马天主教会为“适应时代”,决定“对教会实行革新”,“教会向全世界开放”,教会要“与所有一切有良好愿望的人对话”。这个适应时代、改革开放和开展对话的新精神就是梵二会议的宗旨。其中对教会的革新是全面的,包括神学革新、教会组织的改革和礼仪改革。教会的开放有几个层次的内涵,即从组织上开放教会,开展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也包括教会内部教廷等高层组织对地方教会、主教、神父和平信徒的开放;从思想上开放神学,目的是吸收当代各种哲学思潮和科学技术的成果,使神学得到丰富和实现适应当代社会的现代化;从教规上开放《圣经》,破除了不准许多信徒在没有神父指导下自行读经的禁令,不仅可以使信徒熟知《圣经》从而加固其信仰,也可以扩大《圣经》在社会上的影响、而梵二会议破天荒第一次宣布的对话政策,则更是一改近两千年来“唯我独尊”的态度,愿意“与分离的基督徒对话”,以便“争取基督徒的统一”,以及愿意与敌视了许多世纪的其他宗教和解,以便互相理解。梵二会议宣布罗马天主教会的对话对象也包括无神论唯物主义者,即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这是罗马天主教会反共策略的重大转变。罗马天主教会在历史上一贯反对共产主义,梵二会议也坚持这个传统的反共立场。它宣布’对这种违反人类共同思想和经验、并贬抑人性天赋尊严的万恶理论及其行为,现在一如昔日,不能不以沉痛心情,极其坚决地加以摒弃“。它要信徒们“提供福音生活的见证来反对各种唯物主义”。 [4] 

教皇保罗六世则在会议期间发表的通谕中公开指名谴责共产主义,说“要特别谴责无神论共产主义”,说它是“我们时代最严重的现象”。但是,梵二会议表示要用意识形态的斗争来代替过去政治上的敌对行动,变对抗为对话,这是前所未有的新策略。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提出对话政策的同时,也为对华政策制定了基础理论。即著名的“两个区分”理论。他说,一种理论与这种理论所指导下的运动是有区别的,理论一经制定就不易改变了,而运动却千变万化,运动比理论的容积更广阔、更丰富,它随着历史的进展可能受到各种影响而发生变化,因此即使是错误的指导下的运动也在变化之中,也有可赞同的积极因素。他还说,一种错误和犯了这种错误的人也是应区分开的。人有向真理的天性,今天他反对的,明天就可能接受;今天人们还不能接近的人明天就可能接受;今天人们还不能接近的人,明天就可能接近他。最后他作出结论,教会要以可赞同的积极因素为基础。与持错误理论的人对话,在实践上寻求共同东西,共同建设更为人道的社会。历来谴责共产主义的罗马天主教会在梵二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共产主义在实践上有积极因素,这是一个大的改变。 [4] 

此外,梵二会议还表示要对教会实行“共同管理”,要给予地方教会一定的自主权,要实行教会各阶级的平等,要奉行“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的原则等等。这些有关平等、自由的观念原本存在于世,被资产阶级革命当作革命口号也早已流行了一二百年,现在罗马天主教会也接过这些原则,令人感到十分新鲜,梵二会议还十分突出地强调教会要“关心世俗事物”,要“积极参加尘世的建设”。这种态度与历史上罗马天主教会一贯贬低人生和尘世的传统立场形成极鲜明的对照,这是梵二会议所表明的一种最根本的变化。 [4] 

在宣布上述改革开放和对话的新精神的同时,梵二会议还对一些传统的做法有所改变。它宣布本届大公会议与历届大公会议不同,其目的“不是重复教父们的教导”,“不是制订新的神学教义”,也“不是谴责异端”,而是仅以革新为目的。为了有利革新,梵二会议不再强调“教皇永无谬误论”,这一变化引起广泛的注意。“梵二会议淡化“教皇永无谬误论”的做法不仅有利于实行教会内部的革新,也为罗马天主教会与其他基督教会和其他宗教和解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前提。 [4] 

梵二会议的召开,在教会内外和世界范围内引起各种不同的强烈反响。这些不同意见之间的争执造成教会内的长期冲突。 [4] 

在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等有长期的天主教传统的国家、都有天主教会内极端保守的派别激烈反对梵二会议的革新。法国的勒弗尔(Marcel Lefebvre)便是其代表人物之一。这些极为传统的派别又被称为传统派。他们反对梵二会议的一系列改革,认为这是把自由、平等、博爱等革命原则引入了天主教,进而指责梵二会议为非法,并把矛头直指教皇,宣称发动这场革新运动的教皇是异端分子。 [4] 

与此同时,一些激进的派别从相反的方面抨击梵二会议,认为改革太不彻底。这些派别自称进步派。教徒则称它为自由主义派。其代表人物之一即瑞士神学家汉斯·孔,他曾担任梵二会议的神学顾问,因对梵二会议的保守不满愤而退出会议。 [4] 

大多数教会内外的舆论界都盛赞梵二会议,认为这是“反改革”的结束、“君士坦丁时代”的结束,是“清除教会内的封建主义”的一次革新运动的开端,是一个“新的《出埃及记》,“一个伟大的人民在海中走,新的应许之地在等待着它”;认为这次大公会议给天主教会带来了希望和活力,“犹如春风吹进所有人的心灵”,“开辟了新的时代”,“使教会返老还童”。一些西方共产党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热烈欢迎梵二会议的改革。认为罗马天主教会从此有了“进步性”和“人民性”。苏联、东欧集团则认为梵二会议实行改革开放和对话的新政策是“冷战”结束的又一个迹象,并立即开始了与罗马教廷的交往。 [4] 

梵二会议宣布教会要实行“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宗教,若要实现这一策略上的转变,必须相应地调整它的神学,为新政策提供新的神学理论基础。具体地说,就是要通过神学论证的手段来证明罗马天主教对教会进行革新、向全世界开放、同全世界对话,以及与现实世界沟通的做法,是符合上帝的创世和救赎的“大计划”的,是符合天主教会的使命的,是有其信仰上的依据的。梵二会议的神学家们在天主教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神学革新,在原有教义中挖掘材料,赋予新的解释,构筑了一个新的神学体系。这个新的神学体系无意重复传统神学的全部教义,而是作出圣父、圣子、圣灵与全人类、世俗世界和教会有密切联系的新论断,并以此为根据重新说明天国、尘世和教会的性质、现状和前景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强调教会与现世的联系,论证教会存在于世和关心世俗事务的天经地义。这个神学体系的要点如下:

梵二会议神学理论的核心是“基督中心论”。它贯穿会议的所有文件,并由此派生出有关其他的一切问题的理论。为了突出基督,与基督关系密切的圣灵、圣体和圣母也备受重视。 [4] 

基督中心论对天主教的传统神学作了重大的修改:

第一,不再认为基督舍弃了世界升天而去,只有等待世界末日时才再度降临,而是宣扬基督通过圣灵一直以不为人的理性所知的方式留在世上。因而基督不只是天国的君王,也是现世的中心,这就避免了传统神学对尘世的忽视。 [4] 

第二,宣称基督通过圣灵和圣体圣事在教会中现身和始终发挥着作用,克服了传统神学中的在基督第一次降临与第二次降临之间留下一段空白的缺陷。提出基督通过圣灵和圣体圣事以奥秘的方式一直留在教会中和世界上,这是基督中心论的关键所在。这一革新被教皇保罗六世称为深化理论的“第一个成果”。 [4] 

第三,不再认为基督仅与领洗入教的信徒结合,而是和全人类,和每一个人都结合在一起,把教会向所有的人“开放”,教会成了人人——“上帝之民”(或称“天主之民”)都应向往和参加的组织,扩大了基督的“救恩”,消除了传统神学中救赎的狭隘性。 [4] 

这个基督中心论的世俗目的和现实意义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天主教历来宣扬上帝是万物的主宰,而今不得不承认人的地位和人的价值,但又不能赞同“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唯物主义的哲学命题,就需要在对立的两极——上帝和人之间寻找一个过渡的中间物,一个共同的替代品,一个连接两端的结合点。梵二会议找到的便是神和人之间的“唯一的中介”——基督。

第二,虽然梵二会议宣称天主教会不与任何一种社会政治学说和制度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教会是有自己的政治态度的。

第三,梵二会议借重基督来重新塑造教会的形象,把教会和基督的“道成肉身”作了类比,以此证明教会的存在于世、深入世俗生活实属必要。

第四,天主教会历来注重教会的传统,新教会则更强调《圣经》的权威。

总之,梵二会议神学的核心是基督中心论,关于其他一切问题的论述都是基督中心论的扩展和延伸。 [4] 

罗马天主教会的神学信条是“教会之外无救赎”,罗马教会一向认为唯有天主教才是唯一的救赎之路,不仅贬低和否定人生、世俗世界,也否定其他宗教,否定科学,否定其他种种意识形态,教会内的一般信徒群众也处于无权的地位,无权阅读《圣经》,无权探讨正统天主教神学之外的思想,只能服从神职人员的训导,唯教会当局的马首是瞻。梵二会议在基督教漫长的历史中破天荒第一次明确宣布,在世俗世界上又“真、善和正确的东西”,表示要向世界学习,甚至说从反对者身上也受益匪浅。 [4] 

从梵二会议开始,罗马天主教会在对自己和对别人的评价问题上,改变了过去的一贯立场,至少从理论上放弃了本来就不属于它的东西,放弃了对“世界的真理”、“宗教的真理”和“基督教的真理”的垄断,结束了千百年来对人类、世界、科学、其他基督教会和其他宗教的否定,也转变了与无神论-唯物主义-共产主义单纯对抗的僵硬立场,以便扭转自己与天下为敌的状况,与多元化的世界的现实和谐。但是,不像有的评论家认为的那样,梵二会议放弃了罗马教会历来坚持并受到猛烈抨击的“凯旋主义”和“完满主义”立场。梵二会议之所以能对世界作出积极的评价,是由于它提出了关于世界的新理论作为神学依据。梵二会议关于世界的新神学不仅注重于论证世界与上帝的密切关系,更注重于论证世界和耶稣基督的密切关系。 [4] 

梵二会议赞美人和世界,赞美人和世界的自主,赞美人的智慧和世界的文明进步,归根结底仍是赞美上帝和基督。正因为有了上帝的创世和基督的道成肉身实行救赎,才使世界的存在具有了神圣的意义和使世界有了超前来到的天国的真理的和善的因素。所以在梵二会议看来,人的成就就是上帝的成就,赞美人就是赞美上帝和基督。 [4] 

梵二会议惊人地宣布:“按照上帝的意志,在世上已有了天国的因素,天国已在世界中显现,只是还不完满。”这个关于天国的新论断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发展。梵二会议所说的已存在于此世、但尚隐蔽于奥秘中的天国并不是一个物质的实体,而是一个“永恒而普遍的神国,真理及生命的神国,圣德及圣宠的神国,正义、圣爱及和平的神国”,是一个超越时空的、内心的及精神的实体。 [4] 

事实上,如果说对耶和华解救流亡者和建设新以色列的未来干预的展望构成旧约时代犹太先知所要传达的信息的核心,那么宣告天国则是《新约》中耶稣基督传达的信息的核心。但是《旧约》中从未提到未来有在目前显现的可能,以色列拒绝把上帝的末世客观化和形象化并诅咒这样做的人,而梵二会议通过对《旧约》和《新约》中所有有关材料所传递的信息的重新解释,断定上帝和基督自始至终是积极地干预世上的人生的,而且上帝对世上的人生的最后干预已通过道成肉身的基督提前实现。尽管上帝之国已超前存在于现在,但它终究是最后的未来的大事,是注定要在世界末日才完满地揭示自己的现实。至于天国的最后完满,即时间的完满和终结,梵二会议认为基督的见解是不可能知道上帝之国最终到来的时间,因为这是圣父的秘密。 [4] 

梵二会议认为在《旧约》和《新约》中,有大量的信息说明上帝干预世上人生的愿望和具体行动,特别是基督已明确地说明了天国存在于此世的道理,只是在历史上,人们对如此丰富的信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以至造成长期的误解。

追本溯源,“救赎”观念产生于古代以色列人之中,它与“原罪”和“背主毁约”的新罪等观念密切相关,是以色列人亡国为奴的特定历史经验的总结。基督教诞生后,基督教的《新约》续写了救赎史,但传统的基督教神学对犹太教的救赎观一直持批判态度。基督教的神学家们认为,从犹太教的救赎观一直持批判态度。 [4] 

至于基督教的救赎观本身,则比犹太教的救赎观有所扩展,基督教的救赎观摆脱了律法主义的束缚,不再以是否遵守《旧约》中的全部律法和全部十诫作为判断能否获救的标准,当然也就不再仅仅把严守律法和十诫的以色列人视为上帝救赎的对象,从此打破了“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的神话。与犹太教的救赎观相比,基督教的救赎观强调的是因信德而获救,并不以民族和习俗的差别来为得救与否划界。这样便把上帝从以色列人的民族神变成了世界神。这是有关上帝救赎观念的第一次扩展。但是,基督教救赎观念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它是宽容的。 [4] 

宗教改革后于1545年召开的特朗特大公会议突出地重申了“教会之外无救赎”这一信条,必须特别指出的是,这时该信条的“教会”一词,已是特指罗马天主教会,即仅仅是天主教徒方可获救,其他基督教会的基督徒已被排除在救恩之外了。这是救恩观念的一次缩小。审时度势,罗马天主教会在梵二会议上放弃了一贯坚持的唯有参加了罗马天主教会的天主教徒才能获得上帝救恩的狭隘观念,在基督教近两千年的漫长历史中第一次郑重宣布,上帝的计划是拯救全体人类,不仅信仰基督的人,而且所有的人都是上帝救赎的对象,都有可能得到救恩。 [4] 

梵二会议在种种论证的基础上,空前地把为获救而必须遵从的诫命的数量减至一个:“......其他的任何诫命,都包括在这句话里,就是爱人如己......。”梵二会议将这种实质上是许多其他宗教和意识形态共同的、普遍的人道主义精神归为源于基督教的上帝的律法和耶稣基督宣讲的福音所专有,从而把救赎的神恩无限地扩大到了全人类,这是梵二会议实行的十分突出和意义深远的神学革新。 [4]    

但是,梵二会议同时也郑重宣布,唯有一种人是不能得救的,这种被排除在救恩之外的人是那些“明知”天主教会为得救的必经之路“而不愿加入或不愿在教会中内坚持到底的人”以及“虽参加了教会却不坚守爱德、身在教内而心在教外的人”。 [4] 

假如我们仅仅局限于从天主教信仰的内部来观察罗马天主教的这个有关普世性救恩的神学,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说,这是个逻辑分明、结构严谨、论证有序和颇具教理上的说服力的新神学体系。实际上,这个扩大了的救赎神恩的新观念在罗马教会内部引起神学界的震动,甚至引起了参加梵二会议的教廷高级神职人员之间的激烈争论,但这一新观念最终赢得了急于使罗马天主教适应时代的大多数与会主教们的支持,表决通过而见诸会议文件。 [4] 

梵二会议的神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新体系,重新描述了人、世界、教会,以及上帝、基督、天国;重新规定了天地人神和教会等各自的身份地位、目的使命、相互关系、前途命运等等。传统神学中原有的对立都消失了,一切都在上帝意志的安排之下,一切都在上帝创世和救赎的“大计划”之中,一切都在基督之中。于是,梵二会议得出它的最终结论:在世上要认识上帝和基督,就必须首先认识人,人的成就就是上帝的成就,赞美人就是赞美上帝,建设世界就是建设天国,教会以基督为主要道路,就是以人为主要道路,教会“既追求天国,也不忽视此世的任务”。教会是以基督的代表的身份来干预人,以基督的爱心爱人,以基督的眼光来看待人。总之,教会与世界的联系是合理的和必需的。梵二会议的神学理论实质上是赋予有“神性”的东西以世俗性,以便给它们在世界上争得一个席位,又赋予世俗性的东西以“神性”,“使世界和人依附于某种神的恩典”,“用这种方法调和天国与尘世、上帝与凡人、教会与世界,以及僧侣和俗人、理性与信仰、宗教与科学、启示与文化等等的对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上帝和基督的形象变得平易近人和易于理解,把神学变得易于让人接受,把教会的形象变得温柔,消除人们的对立情绪,使世界在这样一个教会面前“感到被解除了武装”,从而为罗马天主教适应当代世界、实行改革开放和开展对话活动从理论上铺平了道路。 [4] 

梵二会议实行的组织改革距离实现所谓由教会各阶层“共同管理教会”的境界还很遥远,但毕竟突破了教皇和高级神职人员对教廷事务的垄断和对地方教会的严格控制,在某些有限的形式下,地方主教和地方教会有了一定的自主权,神父和普通信徒也对教会事务有了一定的参与。这些改革措施有利于教会各级组织和各阶层人员之间的沟通,符合教会的根本利益。这个变化是教会内改革力量为使教会适应时代而作出努力的结果,更是广大的普通神职人员和信徒以及地方教会长期斗争的结果。 [4] 

罗马教会并不打算舍弃天主教礼拜仪式的总体特色,它的礼仪改革是有一定限度的。罗马教会不想把自己的礼拜仪式与其他基督教会的礼拜混同,深知只有自己的礼拜,才能有自己的信徒和自己的教会,所以罗马教会仍须以自己特有的面目存在于世,出现在与其他教会的对话中。因此,改革后的天主教礼拜仪式仍保持了它原有的基本精神、基本程式和基本内容,保持了天主教的全部节期和庆典等法规。这样的天主教与“普世性宗教”的无任何偏颇的形象还相去甚远。但是梵二会议的改革打破了长期以来礼仪问题上的僵局,赋予礼仪规则一定的灵活性、多样性,简化了一些程序,放宽了一些限制,使天主教礼拜仪式具有了很大程度的开放性。这些改革措施对改善教会在信徒中的形象,缓和与求新求变的教会内改革派的矛盾,促进与其他教会的对话和减轻对当代世界的不适应性等等方面,无疑会收到一定的效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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