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论语》已具备言行录特征，通过对话体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宋代朱熹在前人基础上，编纂《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采用编年与分类结合的体例，开创了系统编纂官员言行文献的先河[2] 。明清时期该文体广泛应用于科举教育，《四子书》被列为科举核心教材，其言行记载功能推动儒家思想的标准化传播。
传统言行录主要采用三种编纂方式：
编年体：按时间顺序编排人物言行，如朱熹编有《名臣言行录》前、后集
语录体：以对话形式记录经典言论，典型如《论语》的问答体例
案例汇编：分主题辑录特定领域事例，如宋代朱熹编有《名臣言行录》前、后集[1]
起居注作为特殊类型，自汉代起建立专职记录制度。北魏设起居令史，唐代形成起居郎与起居舍人双轨制，完整记载帝王每日言行与国家政令。与普通言行录相比，这类文献具有官方档案性质，且记载范围扩展至朝廷政令、君臣对答、祭祀宴享等日常活动[1] 。
《四子书》作为儒家经典合集，包含四种典型言行录：
《论语》：记载孔子与弟子对话
《大学》：辑录曾子的教学言论
《中庸》：汇编子思的哲学论述
《孟子》：记录孟子游说列国的言行
2024年出现的网络文章《北大教授的雷人言行录》，通过设置"创新理论""学术背书"等板块，系统收录当代学者的争议性言论。这种数字载体虽未成书，但延续了分类汇编的编纂传统，体现了文体在互联网时代的适应性发展。
历代言行录为历史研究提供原始素材，朱熹著作中保存的北宋名臣奏议，为研究宋代政治制度提供直接依据。清代学者俞樾在《春在堂随笔》中考证指出，《四子书》的言行记载准确度直接影响科举取士的公正性。现代语言学研究表明，这类文献的语言风格演变反映了汉语书面语的规范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