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之前的进化观念
在达尔文之前，大多数对于物种多样性的解释都秉承了与基督教教义相结合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观念。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三版的历史概要中写道：“直到今天，大多数博物学家认为物种是永恒不变的。它们被分别地创造出来。许多作者都巧妙地维护着这一观点。”[2]
但生物进化的理念并不源自达尔文。早在达尔文祖父那一代就流行着生物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思想，而一些自然哲学家更是被看作达尔文的先驱。例如E.G.圣-希莱尔认为，识别同源性是梳理进化关系的核心手段。J.L.N.F.居维叶则反对希莱尔的观点，并强调功能的重要性。但他主张，物种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因为根据他的观测，每个物种的结构看上去都像经过了细致的调节，以至于最微小的改变都会导致整个有机体的功能受到破坏。居维叶同意地质灾变说，并认为部分物种会随着地质灾变的发生而消亡。与居维叶同时代的J.B.拉马克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他认为物种会发生变化；动物物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这些物种的变化是通过继承获得性状得到的。在拉马克1802年的论文中，他描绘了一种进步式的进化理论：“[物种]从最简单的上升为最复杂的……自然界中最简单的产物会相继地产生出其它产物。”[3] 在1809年出版的《动物学哲学》中，拉马克主要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物种的变化受到外部坏境变化的影响；第二，在物种的多样性之下存在着统一性的基础；第三，物种总是会进步式地发展。相比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拉马克的理论呈现出以下三个不同点：第一，他的解释中没有提及自然选择的机制；第二，他认为物种是朝着完美的方向发展的；第三，拉马克的理论中不存在物种灭绝。
此外，达尔文的进化论与上述理论有一个决定性的不同。P.J.理查森和R.博伊德认为，“在达尔文之前，人们将物种构想为具有本质的、没有变化的类型——就像几何图形和化学元素那样”[4] ，而达尔文则在族群的层面上思考物种。达尔文的这一观念与他的自然选择理论是相互联系的。
社会环境
除了这些理论先驱之外，部分社会环境对达尔文理论的产生与传播而言也具有重要意义。当时人们热衷于收集化石，而这些对这些化石的研究为生物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然而人们收集化石的热情并不源自对生物学知识的渴求——这一行为主要受到自然神学的影响。根据W.佩利的想法，如果我们在沙滩上发现了一块手表，那么会认为这件精致的东西是被人设计的；同样，当我们发现结构如此精美的生物时，就应该相信这些东西是上帝设计的。人们收集化石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要寻找上帝的作品。另一个重要的事件是《创世的自然历史遗迹》在1844年匿名出版。（后来作者被鉴定为R.钱伯斯。）这本书中提倡“进步主义”的进化理论。其中认为物种的变化由遥远的、神圣的创造者所管制。此外，像当时许多博物学家一样，作者相信每个物种都是分别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它们没有共同的祖先。《遗迹》是维多利亚时代非常流行的“科普读物”。尽管科学界对它的反应十分冷淡，但直到十九世纪末，该书的销量都胜过《物种起源》。达尔文也指出，“《遗迹》在1844年出现……在我看来，它很好地让这个国家的人注意到这个主题……并为人们接受类似的观点准备了基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