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受洋务运动的影响，“设立警察，以维持地方治安”的建议，曾被袁世凯提出过。但是，由于创设警察年费巨大，财务濒于枯竭的清政府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这件事也只好一缓再缓，直到上世纪初，才由地方第三者筹款自办。[3]
据何刚德《客座偶谈》卷一称：庚子（年）前，中国无警察，余到苏后始创办。端午桥制军告余曰：“以中国地大，只求一里有两警察，年已需五万万银。以全国岁入，办一警察尚且不能（注：当时岁入未至四万万银），何论其他。”渠倡言立宪，喜办新政，所言竟与之反，不知何意。嗣后，各县勉强兴办，小县二三十人，大县亦不过五六十人。民国成立，遂逐渐扩充警力……
何刚德是光绪丁丑（1877年）科进士，曾任京曹十九年，其后又出任江西建昌、江苏苏州等地知府。其著作《春明梦录》《客座偶谈》多记其亲身经历，史料价值颇高。庚子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而何氏任苏州知府，则在庚子以后，《客座偶谈》卷二又说：余二十七年守抚州，于奉诏之先七日，改兴鲁书院为抚郡学堂，置普通精舍以聚高才生——回任建昌[4] [4] ，创新学一所，甫落成，即奉讳去任。及至苏州，以他项学堂已多，乃创立农学堂。
这里虽然说的是兴办学堂之事，但却可以让我们查知他到苏州赴任的大概时间。光绪二十七年为辛丑年（1901年），其时作者“守抚州”，而“回任建昌”、“及到苏州”，大约是在三年之后，也就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左右。据以上推断，如果何刚德所记无误，则中国警察的创办，当在1904年或1905年，最早不会早于1903年。由此可知，中国警察的历史，大约是1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