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之鸿1896年由副贡生选授仁怀厅儒学训导。
1902年弃官回到贵阳。
从1905年到1907年，他与唐尔镛、任可澄创办了规模、设备在清末领袖全黔的贵州通省中学堂（今贵阳市第一中学）；受命与唐等筹款开办了优级师范选科、宪群法政学堂；合资、独资创办了团溪两等小学堂及息烽寨底文昌阁小学等校。
1907年又出资参与创办了《黔报》。同年，被推为商务总会会长。
1909年，宪政预备会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且为重要资助人。辛亥贵州光复后，他由谘议局议员被推为新政权的财政部副部长兼官钱局总办。
1912年，唐继尧入主黔政，任都督府财政司司长兼官钱局总理。
1913年，任财政司长兼贵州银行总理。
1917年以后，退出政界，专门经营商业。早在1909年他秉承父志毅然投资白银20万两，由日本购进机器设备，于1911年正式创办文通书局于贵阳。它是当时贵州最早使用先进印刷机器的工厂。
1927年，又在文通增设图书部，与京沪各大书局订立合约，将国内各种新旧图书仪器运黔推销。抗战时期（其子华问渠掌管经营）文通已成为全国七大书局之一。1914年，华之鸿又出资白银60余万元由日本购进机器，建永丰纸厂于贵阳城南小团坡，并于1919年正式开工。同时，他还着力投资扩大其家设于茅台的成义酒厂的生产能力（最高年产达3万斤以上）。1915年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成为世界三大名酒之一。此外，为地方经济发展便利起见，1912年，华之鸿与徐屏臣（贵州总商会会长）出资5万两，开凿乌江航通；实行开凿并请人试航。工程得大半，因地方多故，事竟中缀。
华之鸿一生，居官、兴学、办实业。他长于经济，为财政部长、司长时，面时财政无序，支用浩繁，他擘划经营，清理整顿各项税务，编制预算，统一收入，显现出卓越能力；护国反袁时，他带头捐资助饷，甚至不吝以私财5万余元平息挤兑之风，使新政权得以稳定而渡难关，有毁家纾难之节；他出资兴学、办报，且将上百万巨资投入“文化实业”，在那个时代，足见其卓识远见及敬恭桑梓之情。更不说文通的创办开了贵州近代民族工业的先河。此外，他“平素自奉极薄而性好施与”，自清末以迄民国初年，先后为四川、皖北、华洋义赈会、全黔义赈会及各地水旱火灾捐资数十万两；至于乡党亲友之贫困更乐于捐输，足见其仁爱之心。
华之鸿时代，军阀混战。历届军阀政府当政，注定了民族资本企业发展艰难的命运。文通、远丰先后遭回禄之灾，永隆裕的被迫停歇，使华之鸿“振兴实业，以济民生”的理想破灭。晚年，他皈依佛门，究心佛事。1934年3月7日病逝家中，终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