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时期已形成发达手工业体系，商都设有固定商业场所'九市'，使用海贝货币进行广泛贸易。秦汉施行严格的市籍管理制度，长安东市专营内地商品，西市集聚西域胡商，形成"百贾郡县，各列市廛"的商贸格局[3] [4] 。
唐代长安西市日均客流量逾五万，粟特商队通过丝绸之路运输丝绸、香料等商品，促成中外经济文化深度交融。北宋解除宵禁后，汴京商铺突破坊墙限制沿街开设，《东京梦华录》记载州桥夜市"直至三更尽，五更复开张"[3] 。
春秋时期管仲推行"官山海"政策时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将商业活动与社会治理相结合。范蠡《计然之策》系统阐述"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市场预判理论，其"三致千金"的实践成为古代商业智慧典范[4] 。
《史记·货殖列传》确立"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交易原则，将商业伦理纳入"礼义之大宗"范畴。陆上丝绸之路的驼队商规要求'千里不贩籴'，海上贸易中泉州商人建立'番坊'管理制度，均体现出契约精神与风险管控意识[3] [4] 。
汉武帝时期实施盐铁专卖，在全国设37处铁官、48处盐官，将关键工商业纳入国家财政体系。明清推行'开中法'，商人通过边关粮草运输换取盐业经营许可，促成晋商等商帮形成区域经济网络[3] [4] 。
宋代泉州设置'来远驿'接待外商，元代《市舶则法》详细规定进出口税率与禁运品目[3] 。这些政策既体现"重农抑商"的表层导向，又实质构建起官方主导的市场运作框架[4] 。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批判"工商为末"的传统观念，提出"工商皆本"论，主张发展纺织、冶铸等民用工业。其"富民"思想强调"使百姓各得其私"，要求废除榷关、方田等苛税制度。
清代颜元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的义利观，将商业利润获取与道德实践相统一。这些理论突破为近代工商业转型提供思想准备，推动传统"四民"秩序向"士商相混"的社会结构演变[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