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世界医学发展的历史上，各种传染病曾经是对人类健康危害最大、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严重疾患。自从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免疫制剂广泛使用以来，特别是自本世纪40年代一系列抗生素发明和用于临床之后，各种烈性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得到有效的控制，人类的平均寿命大为提高，在人类疾病谱和死亡谱上占据首位长达几千年的传染病，第一次让位于心血管病、癌症等疾病。因此，许多当代医史学者，都把青霉素的发明，看作是现代医学史的开始。
仅仅经历了半个世纪，大规模传染病又卷土重来。一些老牌传染病，例如疟疾，肺结核，已经死灰复燃；一些与卫生防疫条件低下紧密相关的传染病，如霍乱、白喉、鼠疫、流脑等，在第三世界许多国家时有发生；一些高度传染的疾病，如乙肝、丙肝、丁肝等，已使全球数亿人受到感染；一些史无前例的新的传染病，如艾滋病、艾博拉出血热等，正在向人类的尊严挑战。寻找新的药物、新的思路、新的方法，以有效地对付传染病的严重威胁，是全世界医药界的当务之急，毫无疑问，这也是中医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急性传染病预防研讨会
一部中国医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中国古代医家与各种传染病作斗争的历史，中医在治疗传染病特别是急性传染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成熟的理论体系，留下了大量著作，在世界医学史上，是任何其他民族无法相比的。据许多医史学家考证，张仲景时代的伤寒病，主要是发生在东汉末年的几次大规模流行病。在深入总结的基础上，张仲景创立了六经辨证治疗外感病包括多种急性传染病的理论体系。我国在16世纪以前即发明了人痘接种预防天花，成为人类被动免疫的先驱。我国明代陈司成在《霉疮密录》中用于治疗梅毒的主方“生生乳”，是世界上最早运用砷剂治疗梅毒的复合处方。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当白喉、猩红热、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相继由国外传入中国时，一大批优秀的医学家迎接新的传染病的挑战，相继找到了比较成功的治疗方法，并撰写了大批专科专病著作。这种对各种急性传染病的研究热潮，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据笔者统计，从明末中医第一部系统的急性传染病专著《温疫论》数起，到本世纪30年代青霉素发明之前，中医现存的各种传染病著作有500种以上，而在同一时期，整个西方医学史上有记载的传染病著作相对要少得多，有效的治疗药物也只有奎宁等少数。
半个世纪以来，用中医药治疗传染病的实践机会已大大减少。但是，50年代中期，北京的一些医院采用蒲辅周先生的经验，以白虎汤为主，辩证论治，中西结合，治愈了北京地区大批“乙脑”病人，显示了中医治疗传染病的特色和疗效。70年代初，中国中医研究院从东晋时期的急症诊疗名著《肘后方》中找到提取青蒿素的关键线索，研制出治疗疟疾病的新的中药制剂，获得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从而证明了中医古代文献的价值。80年代以来，中国援外医疗队多次报道：运用温病卫气营血理论和中医其他方法辨治艾滋病，获得了较好的疗效，延长了病人的生命。同时，中西结合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等病，多年来也取得了较大成绩。这些事例都从不同侧面显露出中医和中西结合治疗传染病的潜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