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文学的源头当有二：一是汉初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二是魏晋、六朝间盛行的‘杂记体’神异、志怪小说。
火药没有发明之前，刀枪剑戟都被称为冷兵器。在冷兵器时代，个人的武术技巧就显得十分重要，它既可保家卫国，又可以用它求取功名富贵，尤其统治者更是十分看重，在中国古代教学中是文武并重的。《周礼》记：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中的射与御，就是射箭、驾战车挥刀枪作战的；《汉书·艺文志》亦载“剑道三十八篇”和“手搏六篇”，被称为“兵技巧”，它以手足、器械的使用为基本技能，距今已有二千多年。至南朝刘宋时已有武术之称。
会武术的人，一方面进入朝廷的军队，成为职业军人。这类人为朝廷所用，自然也就会在浴血沙场的同时，求得功名富贵；但总有一类人，就像如今的反政府主义者，对朝廷政治以及当权者有不同看法，在武术上的反政府主义者就是那些号称侠客的人。他们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流落民间，又自恃一身好功夫，挑战权贵、邪恶，扶危济困。这原本没有错，但也有因为重感情、讲义气而犯糊涂的时候，只为报恩或复仇，置国家法律与他人利益于不顾，这就是韩非子说的：“侠以武犯禁”。但如果在一个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朝代，当侠客们啸聚山林，当起“绿林好汉”来“替天行道”，公然与当权者叫板时，这种行为却得到老百姓的拥戴，这也是“侠”植根人们心中、得到人们喜爱的重要原因，如《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武松等。 《水浒》中的侠客武松
最初的侠客多是独立的、个人的行为，如《史记》中记载聂政刺韩傀以及著名的荆轲刺秦王的事迹，这样的人和事在春秋战国时期还不少。当时由于七国之间争霸称雄，恩恩怨怨很多，各国权贵们都争相征贤纳士，这里的“士”就包含了武士，如当时的信陵君、平原君都养了好几百甚至上千的这类“食客”，这也就给这类武士侠客们创造了生存条件。他们大多以侠义著称，或为国、或为报主人之恩，充当刺客，甚至不惜舍生取义，这是封建时期的一大社会特点。欧洲中世纪时期的骑士，以及日本的武士，都与其类似。
这些侠义武士，历朝历代都有，他们那种大义凛然、扶危济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畏强权、不畏残暴的武侠精神，十分为人们所敬仰。这些武术人士大多是真人真事，瓦岗寨、水浒中的侠客们不提了，如少林武功，武当派武功都是实实在在的武术流派，也有不少名家出自这些派别，弘扬了武术精神。近代，如清光绪年间的大刀王五，以保镖为业，被人称为大侠，他与谭嗣同交厚，戊戌变法时还主动要求保护他出走。再有就是霍元甲，就曾击败不可一世的洋武师，大长了国术威风。而这些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武侠与武侠故事，则为武侠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与土壤。 侠客大刀王五
不过，另一类侠客就与许多武侠小说有些类似了，他们似乎总存在于事实与虚构之间，这也似乎很深地影响了后世武侠小说的产生与发展，他们总是带有神奇性和神秘性，有的甚至过分夸大了武术本身的功能及作用。但这种以超人形象出现、除暴安良的武侠，又恰好反映了人们的希冀和愿望，这当中对后世武侠小说影响最深的有三个人物形象，就是越女、红线和昆仑奴（越女源自《吴越春秋》，红线出自唐袁郊撰《甘泽谣》，昆仑奴则出自唐《昆仑奴传》）。历史上，许多身怀绝技的武侠们常常愿意退隐江湖，这是因为人心难测，即便是恩重如山的主人们也是如此，这种思想也影响了后世许多武侠的为人和武侠小说的创作；而从另一个角度讲，官场的腐败与黑暗也使他们更愿意洁身自好，不愿意同流合污，这也是武侠们得到人们尊敬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文人们一种理想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