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主义（mysticism），此词在中文中的翻译易与Occultism混淆，关于这一点，中国台湾著名学者傅佩荣先生认为，应该把mysticism翻译为“密契主义”。密契就是密切契合，密契主义中，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密契经验”即感觉自己的灵魂与一个至高的精神实体相契合的精神经验。
沈殿忠将神秘主义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宗教神秘主义，主要是指宗教徒信奉神灵的观念意识；二是一般神秘主义，主要是指日常生活中的人信奉神灵的观念意识；其三为邪教神秘主义或异端神秘主义，即一种同邪教组织相关的神秘主义。各类神秘主义的共同特征是“排斥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一实践过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在对自然界的认识问题上，科学精神和神秘主义的矛盾和斗争由来已久。从认识论角度来看，二者是完全对立的，从认识个体的角度来看，二者往往又是互相包含的——一个唯物主义者，也可能会有神秘主义思想的残余；一个信仰宗教的人，也可能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这就使得人们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上，既有一定的科学认识，又可能夹杂着一些神秘主义的成分，只要能够区分即可。
在环境伦理学发源的西方国家，尽管科学技术先进，人们的文化水平较高，也有神秘主义的深厚基础。由于基督教的普及，人们在遇到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时，总是会想到“上帝”——因为“在基督教神学中，“上帝”观总是同自然观联系在一起。对“上帝”的认识总是同对“上帝”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联系在一起”。这种把神学和自然联系起来思考的现象，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早在基督教时代最初六个世纪，亚历山大城的神学家与科学家就把通向“上帝”之途与通向科学之途、把对科学认识与对“上帝”的神学认识结合在一起思考。”
台湾世新大学的林益仁先生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他在英国碰到的第一个指导老师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是生物系的教授，研究进化论，他在课堂上又讲神秘主义与科学并无矛盾，他把这些观点发表在期刊上，因此常常在英国的学术界引发论战。在西方国家，像这样的学者并非个别，了解到这种情况就不难理解，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并在科学上有许多重大贡献的牛顿，晚年为什么会滑向神秘主义，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近现代不少科学家同时又是虔诚的宗教信徒，这是由于其能将其分开。
这种科学与宗教、唯物主义和神秘主义互相交融又互相斗争的情况，对环境运动和环境伦理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誉为敲响环境警钟的蕾切尔·卡森[1] ，她是一位美国女记者，科普作家，她写的《寂静的春天》用生态学原理和大量的事实、数据，揭露了当时尚未被人们认识的生态危机，为世人敲响了警钟，这是一部充满了科学精神的伟大作品。但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家，也难免受到宗教的影响。正如林益仁先生所说：“当环境学家或历史学家在探讨环境主义的时候，常会受到宗教的影响，西方社会基本上还是受到基督教的思想影响。” “蕾切尔·卡森本身就有非常强烈的宗教背景，她的祖父是长老会的牧师；她的书除了《寂静的春天》之外都是满写实的，在写实里蕴含了她对自然的敬畏，有宗教的情操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