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古斯丁神学体系中，有限性被阐释为原罪认知的必然结果：人类因滥用自由意志陷入认知局限，既无法完全理解上帝的永恒法则，又必须在此有限性中探寻救赎路径[1] 。这种神学模型建构了基督教人性论的基本框架：
自由意志的双重性：既是上帝赋予的最高禀赋，又是有限性产生的根源
罪性本质的二律背反：人类在追求善的过程中必然伴随恶的滋生
救赎论的必要前提：有限性构成神人关系的解释基础
普兰丁格提出的"自由意志辩护论"将有限性推至神义论核心，论证上帝赋予自由意志必须承受其被滥用的代价，这种代价直接表现为人类有限性导致的罪恶现象[1] 。在此逻辑下，有限性不再是单纯的人性缺陷，而是上帝创世计划的必然组成部分。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将有限性概念引入生存论分析，指出传统形而上学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困境源于未能把握有限性与无限性的辩证关系[2] 。其创新性在于：
将证明维度从理论认知转向生存实践
重新定义有限性为"存在者面向死亡的生存本质"
揭示无限性只能通过有限存在的自我超越来显现
这种解释在基督教神学框架中获得新维度。例如蒂利希的"终极关怀"理论，正是基于有限性概念发展出"存在性焦虑"的神学诊断体系，将人类对无限意义的追求视为有限性的本质特征[2] 。
霍布斯与洛克通过自然法理论完成有限性概念的世俗化转型。在《利维坦》中，霍布斯将自然状态描述为有限理性个体的生存竞争场域，其政治哲学建构完全立足于人类有限性预设。这种转型具体表现为：
从神学罪性论转向理性局限论
有限性成为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石
现代国家权威被解释为克服有限性的制度设计
洛克在《政府论》中进一步深化该范式，将基督教神学中的有限性概念转化为现代政治的自由悖论：个体的有限自由必须通过社会契约约束实现最大化。这种转型深刻影响着现代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提出有限性与无限性的辩证统一观，认为真正的无限性必须包含有限性作为自身环节。基督教神学家普兰丁格提出，上帝赋予人类自由意志的同时也必然接受其可能被滥用的代价，这种有限性成为人类罪与恶的起源[1] 。海德格尔通过将证明维度从理论认知转向生存实践，揭示了人的有限生存本质[2] 。这种哲学分析为基督教神学提供新的解释路径：
否定抽象无限的虚无性
强调有限规定的积极价值
将救赎过程解释为有限向无限的精神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