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宋明理学的一对主要范畴。
历史发展概述理气关系问题虽然到宋代才被突出地提出来，但是“理”和“气”这两个范畴早在先秦时就已出现。“理”通常是指事物的规律、准则，有时也指作为社会规范的礼义。<管子·心术上>：“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韩非子·解老>:“理者,成物之文也。”韩非把“理”看作是不同的事物借以互相区别开来的特殊规律，而把“道”看作是总括万物之理的普遍规律,所以说：“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气”通常是指一种极细微的物质，被看作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本原或原始材料。<周易·系辞上>：“精气为物”。唐孔颖达疏：“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庄子·知北游>中有“通天下一气耳”的说法，不仅认为万物的生成、发展、灭亡都是一气之变化,而且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认为气是构成人和万物的共同的物质基础。王充也曾提出“物气之理”的概念。在宋代以前，“理”和“气”的范畴基本上是各自独立的，它们还没有被当作对立统一的一对范畴来加以考察。把“理”和“气”作为一对高度概括的哲学范畴,用以阐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宋代理学家的一个创造。宋明时期的哲学家们依据对“理”和“气”何者第一性问题的问答，鲜明地分为理本论和气本论两大派别，它们分别反映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观点，使哲学基本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中以独特的形式表现出来。
理本论古代哲学家大多数认为，作为事物规律的“理”是以实际存在的事物为根据的，它不能离开事物本身而独立存在。如裴说：“理之所体，所谓有也”，“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认为“理”是一个属性范畴而不是实体范畴。程颢和程颐首先把“理”从属性范畴，变成最高实体范畴，建立了“惟理为实”的理本论哲学。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颢和程颐又说“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它元无少欠，百理具备”。他们把理从事物中独立出来，变成了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在此基础上二程认为，万物皆由气变化而成，而气有其所以然，气之所以然就是理，也就是道，道和气的关系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说：“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密也。”认为道(理)比气更为根本。二程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和讨论过理气先后的问题，但程颐说：“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数。”实际上是一种理在气先的观点。程颐还认为气有生灭，理永恒存在。他说：“凡物之散,其气遂尽,无复归本原之理。……其造化者自是生气。”他认为气是一种暂时的派生的东西，它不断生灭的过程就是理的“往来屈伸”。
二程的理本论观点被朱熹全面继承并加以发展。朱熹所说的“理”，有事物之“所以然”的规律和“当然之则”的道德伦理准则两重意义。他把二者综合为一个范畴,然后把它虚构为派生天地万物的最高宇宙本体,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在朱熹看来,“若理只是个净洁空阔的世界”,它无形迹、无方所、无造作，那么又怎样派生天地万物呢？于是他引进了“气”的范畴，明确地把理和气对置起来。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在讲到具体事物的生成时，朱熹总是强调理气不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但他认为理和气的地位、作用是不一样的，前者是“生物之本”，是事物生成的根据或本原，后者只是“生物之具”，是构成事物的材料。他进而明确地说：“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从事实上讲，理气不相离，“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是一定要从逻辑上“推其所从来”，“以本体言之”，那么就必须说“先有是理，后有是气”。除了理为气本、理先气后的论点之外，朱熹还提出了“理生气”、“理为气之宰”、“理主气从”等说。他在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时说:“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气之所以能动静者，理为之宰也”。他还把理和气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骑马的人和被骑之马的关系，认为理为主而气为从，理是气的支配者。朱熹明确肯定观念性本体理是第一性的，物质性材料气是第二性的，从而使理气关系问题具有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并使之成为此后500年间哲学斗争的中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