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布瑞娜
我们尝试将1954年出品的《萨布瑞娜》和1962年出品的好莱坞爱情类型片中的经典影片《窈窕淑女》进行一个涉及意识形态层面的文本对比阅读，是否能够更为清楚的认识一个好莱坞语境中的比利·怀尔德。
两部影片在叙事文本上均貌似严格的遵守着爱情类型的条条框框，在情节模式上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灰姑娘”的经典本文。法兰克福的理论家们，将文化工业导致的类型化指认为“通过广大无阶级性的新神话，强有力地援助了收编工人阶级的进程，并且更加紧密的将工人阶级与发财致富的信念结合起来。”这句话默认了好莱坞电影在意识形态上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中产阶级道德。建立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上，我们是否可以对两部影片的阶级性立场进行审视，从叙事中挖掘其意识形态运作的不同方式和迥异方向。
两部影片讲述的都是一个底层阶级的女性，如何与中产阶级男性结合。这其中的决定性事件都是她们被塑造，导致了身份的改变。而身份的改变致使她们进入了中产阶级的生活之中。这种身份的可移动性，被文化研究学者们认为是大多数工业社会阶级系统的特征。然而，我们需要审视的是，这两部影片中，底层人民身份改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窈窕淑女》的伊利莎，因为语言学家和一个资本家兼贵族玩笑般的打赌而被中产阶级塑造，继而进入到了中产阶级的生活中，这就是说，底层阶级如果希望改变自己的身份，必须等待中产阶级的塑造。而伊利莎改变身份的动机，既是赤裸裸的来自于对中产阶级生活的向往。而伊利莎父亲的身份改变，更是神化了中产阶级的作用，语言学家又是开玩笑的一句话，又使这个游手好闲穷的叮当响的父亲成为了“英国最优秀的道德家”，得到周围人的追捧（过去他是个人人讨厌的混蛋）。这其中的讽刺意味是直指底层人民的。但身份改变的事实，却给予中产阶级以改变和塑造底层人民的权力。
而在《萨》中，同样存在一个塑造的过程。但区别于《窈窕淑女》的是，这种身份改变的动机，是来自于女主角莎布琳娜对于中产阶级男青年大卫的爱情。她遵父命去法国学习厨艺，在法国被一个男爵塑造。这个塑造的过程在叙事中被省略，被看作一场偶遇和机缘。法国和男爵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具有深意，比利怀尔德借助欧洲和贵族阶层，是否在用一种更为古典的方式，消解中产阶级的权力？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从叙事层面对影片的阶级状况进行分析。两部影片中都有两个被严格区分的世界。在《窈窕淑女》中，这两个世界之间只存在底层阶级对中产阶级世界的闯入，但两个世界彼此之间是不可见的。《萨》中，两个世界因为主仆关系的设置，在空间位置上并不存在区分，这种区分是象征性的。不可见被打破，底层阶级的视点被承认，中产阶级的生活作为一个舞台被底层阶级观察。这种观察在两次舞会中显现得最为明确。在开片的舞会中，草丛作为象征性的界限，莎布琳娜躲在草丛后窥视着舞会上的大卫；而在第二次舞会中，莎布琳娜进入到了这场舞会中，仆人们躲在草丛后继承了这个窥视的视点。阶级划分被认为是想象性的，作为司机的父亲严格遵守这种划分，他告诉莎布琳娜“不要伸手斋月”。而颠覆性的台词是莎布琳娜的回答：“现在月要摘我了。”当想象性的阶级划分不复存在，底层人民才能够真正进入到中产阶级的世界里，这是比利怀尔德的颠覆性处理之一。即赋予底层阶级以主动性，尽管这种主动性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但在《窈窕淑女》中，伊利莎连争取爱情的主动都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