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党鼓书是起源于今长治襄垣县，倍受人们喜爱的又一曲种。1976年，长治的音乐工作者在挖掘、整理传统曲牌时，集中、吸收当地梆子、落子、秧歌、民间音乐等唱腔素材精华而把它发展成一种新的鼓书说唱形式。上党鼓书一面世，便以其曲牌热闹红火、唱腔激扬优美、板式丰富精彩，并且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节奏明快，上下句对称，表现手法灵活多变等特点深深打动观众。
长治
演唱时，上党鼓书从内容出发，在音乐上描写人物心理活动，塑造一定音乐形象，在同类唱腔中有着四、五度的移位关系，基本形成较为完整的板腔体结构。演唱时有3人以上不同人物角色的对唱，也有多人齐唱等形式。演唱者左手打书板，可根据段子的内容进行灵活表演。伴奏，以上党的特色乐器二把为领奏乐器，配以二胡、扬琴、琵琶、笙、大提琴和鼓、锣、小镲、小锣、木鱼、梆子等多种乐器，击乐者可伴唱或领唱。其文词大部分较短，少道白，唱词一般在100句左右，多为七字句和五字句。唱词讲究格律，内容以现代题材为主。在唱法上，讲究字正腔圆，注重吐字。在演唱风格上，根据长治语言抑扬顿挫的特点，呈现出激昂质朴、委婉深沉之势。在唱段中，凡板腔性曲调之间的过门，为唱腔的骨架音。其长、短过门承担连接曲牌、改换唱腔、变化板式的作用，是音乐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上党鼓书的伴奏，有通过板式引导唱腔，稳定和变化节奏，对唱腔还起烘云托月之效果。过门乐队的介入，二把的出现，颇有独到之处。 上党鼓书艺人
上党鼓书地方色彩浓厚，韵味独特。主要曲目有：《唱煤乡》、《向阳岭》、《县委书记周志坚》、《春苗顶着风雨长》、《喜喜接妻》、《柳二狗与小广州》、《王佐断臂探敌营》等。
上党鼓书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融会了当地的“柳调”和“鼓儿词”的基础上形成的。“鼓儿词”相传直承宋元以来的同名形式而有所发展和变异，“柳调”则兴盛于清雍正年间，相传发源于襄垣县西营镇，最初人称“英哥柳”。光绪年间襄垣县善福乡艺人田维在原有曲调基础上融合了民间妓院柳巷青歌及当地的民歌小调，使“柳调”唱腔更加婉转悦耳，色彩多样，表现力大为丰富，此后人们便改称其为“莺歌柳”，俗称“柳调”。
清乾隆初年就有师徒组成的民间演出班社活动。道光年间，艺人史金星在说唱表演中吸收了当地的地方小调、道士的“化缘调”以及民间叫卖调，使鼓子词的唱腔更趋丰富；咸丰初年，史金星的徒弟路永泉在说唱民间故事和神话题材节目的基础上，移植和自编了一些中篇和长篇的连本书，并吸收融会了当地的一些地方戏和落子、秧歌的唱腔，使唱腔音乐更加丰富优美。之后，盲艺人苗喜来在原唱腔唱法的基础上，又创出了“悲板”和“抢板”等功能性唱腔。民国初期，第五代传人段明和在说唱“鼓子词”上狠下工夫，进一步丰富了“鼓儿词”的唱腔音乐，使唱腔的板式更加稳固定型。抗日战争时期，当地的上党鼓书艺人自发组成了爱国宣传队，宣传救国。上党鼓书是一种以襄垣地区的方音语汇说唱相间的表演，以唱为主的民间鼓书形式。上党鼓书通常为多人合作表演，其中作为演出掌板的鼓师手脚并用，一人可操作平板鼓、卦板、木鱼、脚梆、小锣、小镲、镗锣、脚打大锣等全套击乐。其余说唱者根据自身条件及内容情节，分行当进行说唱。或轮递说唱，或一领众和，或二人对唱，或众口齐唱；单人表演则表演者只操月琴自弹自演；两人表演则分持月琴和八角鼓自行伴奏说唱。上党鼓书的舞台动作方式通常以坐唱形式为主，也有站唱和走唱的情形。和其他同类鼓书相比，其表演方式尤其是演唱方式更为丰富，几乎囊括了声乐体系中的各种唱法，不仅有独唱、对唱和轮唱，还有领唱、伴唱、齐唱以及抢唱和帮腔等等，非常丰富。 三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