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认为，马奈、雷诺阿、赛尚、马蒂斯等人的绘画庸、俗、浮、劣，甚至无耻、卑鄙昏聩、黑暗堕落。法国现代派画家中，即使是最脍炙人口之美术家，也多带几分商业性质。徐志摩也在同期《美展汇刊》上发表《我也“惑”》。认为在艺术品评上真与伪的界限不是单凭经验也不是纯恃直觉所能完全剖析的；在艺术上品评作家态度真伪，简直是难。因为艺术的真伪是指一个作家在他的作品里所表现的意趣与志向，风尚是一个最耐寻味的社会与心理的现象。主张衡量艺术的天平上最重要的是一个不依傍的真纯的艺术的见解与一点真纯的艺术的感觉。在艺术上和人事上需要兢兢然寻求的，是一些新鲜的精神的流露，一些高贵的生命的晶华。我们不该因为一张画或一尊像技术的外相的粗糙或生硬而忽略它所表现的生命与气魄，何况有时作品的外相的生硬或粗糙正是它独具的性格的表现。 徐悲鸿
徐悲鸿读了徐志摩的文章后，觉得“诵所致书，有大段言弟所欲言甚以为快”，为尽其意，又写了《“惑”之不解》和《“惑”之不解（续）》分别在《美展汇刊》1929年第9期和增刊上发表，认为徐志摩之所以竭力为塞尚辩护只是激于侠情的义愤而已，表示了自己对写实主义的坚执。与二徐的论争相呼应，李毅士也在《美展汇刊》1929年第8期上写了一篇《我不“惑”》，就艺术家与评论家态度之不同，艺术家的天性和艺术的社会效应等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艺术的社会效应是艺术价值的标准。
这是中国西画发展史上第一次公开的不同艺术观点之间的论争，对当时的中国美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美术界的研究空气，标志着中国西画运动从创作到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场论争奠定了中国西画向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以后诸多艺术观点和主张，都可以在这场论争中找到端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