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元散曲》计收有名氏作家212人，连同无名氏作品，共辑得元人小令3853首，套数457套，残曲在外。[3] 由于正统的文学观念不重视散曲，很少有人搜集编次成册，散佚的作品当不在少数。
元代散曲创作可分为前、后两期，大略以元成宗皇庆、延祐为界[4] 。前期散曲作家的活动中心在大都（今北京），这是散曲兴盛时期,作家队伍中有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如刘秉忠、杨果、卢挚、姚燧等；有著名的杂剧作家，如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等；还有教坊艺人,如珠帘秀等。由于作家的社会地位高下不同,思想感情各异，艺术素养差别也很大，使前期散曲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局面，而散曲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也逐步走向成熟。在各类作家中，那些地位高、有才名的文人雅士如杨果、姚燧等人,对新兴的诗歌体裁虽有兴趣,但只在游宴应酬场合小试才情,而且常以词的写法绳曲,所以尽管也有清新之作，却不能充分表现散曲的艺术特点。至于教坊艺人的作品，一般说来题材较窄，艺术上也较为粗糙，加之散佚甚多，不能探其全貌。最有成就的还是那些兼作杂剧的作家，如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等人。他们的作品既有民间文艺的通俗平易、质朴自然的意趣，又经过锤炼开拓，提高了散曲的境界，如马致远的《秋思》套曲，关汉卿的《不伏老》套曲以及他们的小令等。他们对于散曲成长为一种富有特色的诗歌体裁，作出了很大贡献。
后期散曲作家的活动中心，逐渐移至杭州一带。随着散曲的繁盛和发展，这一时期的作家队伍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一批专攻散曲,或主要精力、主要成就在于散曲创作的作家，如张可久、乔吉、贯云石、徐再思等人。他们对于散曲的体制和规律勤于探究，写出不少好作品，丰富了散曲园地。后期创作在数量上比前期更多。从发展趋势来看,虽然继承和发扬前期散曲通俗直白、生动活泼的特色，出现了象睢景臣《高祖还乡》及刘时中《上高监司》等难得的、有特色的作品，但是总的创作倾向，却是趋于雅正典丽，逐渐失去前期的生命力。在这一时期，曲学评论与音律研究的著作也应运而生：贯云石的《阳春白雪序》是最早出现的散曲评论文章；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对于曲韵及曲的格律的研究，不论对杂剧还是散曲的创作，都有重要意义。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散曲选集，其中以杨朝英的《阳春白雪》和《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人称“杨氏二选”，最为著称。
元代散曲的思想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反映了元代社会的黑暗现实，寄托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如张养浩的《潼关怀古》、张可久的〔醉太平〕小令、张鸣善的《讥时》小令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元代社会中奸佞当道、百姓受难的现实。尤其是睢景臣的《高祖还乡》,直接冲击了“至高无上”的君权思想;刘时中的《上高监司》前、后套，更深刻暴露了元代政治经济制度的腐败。
②慨叹世情险恶，向往脱离现实生活，归隐田园。这一类作品数量众多，它们反映了元代士人们的身世之感以及他们中普遍存在的消极避世情绪。但其中也有在强烈表达对险恶世情的激愤以后表示不如归隐的作品，如马致远的《秋思》套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