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世纪的兵书《军志》有：“失地之利，士卒迷惑，[1] 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理为宝”。清代施永图编撰有《武备地利》一书。中国历史上与地利相似的用语还有“地势”、“形胜”，如《史记·高祖记》有：“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由于太阳能在地球表面和控制地球活动的内能在各处分布不均，地球表层各处的地理环境存在着明显差异，成为对国防建设和军事活动具有不同影响的地理区域和地理环境。探索地理环境对军事行动与国防建设相互关系规律的学科，称军事地理学。它是人类在长期武装斗争实际中认识、利用地理条件的知识积累和经验总结，是对军事与地理关系的规律性认识，对于科学地指导国防建设和军事行动等方面的地理研究有重要意义。 军事地理
在世界古代历史上，中国的军事学曾在许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很早就出现了金属兵器和战车，建筑了被誉为世界奇迹的古代防御工程体系万里长城；火药、指南针的发明和火器的创制，也在世界军事史上有深远的影响；中国还涌现了许多杰出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技术专门家；此外，中国最早创立了较系统的军事理论，从先秦到清代前期，先后有2000多种兵书问世，并留下一些有价值的军事历史、军事地理著述，编纂了卷帙浩繁的军事类书。古代西亚和地中海沿岸一些国家，如埃及、波斯、希腊、罗马等，在军事学方面也有各自显著的成就。
帝国主义军事理论
两次世界大战与帝国主义军事理论 为适应帝国主义国家推行海外扩张政策的需要，出现了各种帝国主义军事理论。如美国的A.T. 马汉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海权论。主张建立并运用强大的海军和其他海上力量，去夺取制海权，控制海洋，进而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德国的A.von施利芬继承了克劳塞维茨和H.K.B.von毛奇的军事思想，主张速决战。他根据德国的战略地位，提出了在东、西两面作战的战争计划，成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略指导的基本依据。法国的F.福煦预测未来的战争将是短暂的，其进程将是激烈而快速的。他认为只有战斗才能决定战争的结果。在战争中军队行动的快速性、积极性、高度纪律性和节约兵力等都具有重大意义，而指挥是否得当则是决定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战后新式武器的发明、应用和不断完善，大大推动了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发展。意大利的G.杜黑提出“空中战争”理论，认为空军应是未来战争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工具，依靠空军夺取制空权并实施空中进攻，即可摧毁敌人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抵抗而保证战争取得胜利（见空中战争论）。
英国的J.F.C.富勒提出的“机械化战争”理论 ，法国的C.戴高乐提出的“职业军队”理论和德国的H.von泽克特提出的“小型军队”理论，都主张依靠少数精锐的职业军队，使用坦克和飞机等新式武器来取得战争的胜利。法国的H.P.贝当提出依靠坚固战略防御工事制胜的理论 。德国的E.鲁登道夫提出了“总体战”理论，认为现代战争将是全面战争，既要歼灭敌人的武装力量，又要无情地打击敌国的工业目标和居民，战争进程将是闪电式的，力求速战速胜。这些理论适应了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对外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他们由于主观片面地夸大某种新式武器或某个军种、兵种的作用，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资产阶级的军事科学再一次经受实践检验并得到新的发展。在战争中，大兵团作战的组织指挥和军种、兵种战术进一步完善，战役理论和合同战术得到较全面的发展。由于战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技术兵器数量多，物资消耗成倍增长，军事对经济的依赖更大，军事经济理论进一步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促进了军事运筹学的产生。导弹、原子弹等的研制成功和使用，标志着一个新的军事技术时代的开始，资产阶级军事理论也得到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