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将"不敬"作为独立罪名，用于惩治冒犯皇室尊严的行为[1] 。北魏时期通过"大逆"罪名强化君主保护，北齐天保元年（550年）颁布《齐律》，将"不敬"正式列入"重罪十条"[2] 。隋开皇元年（581年）颁布《开皇律》，确立十恶罪名体系，将第六项定名为"大不敬"。唐永徽四年（653年）颁行《唐律疏议》，通过"名例律"明确大不敬的六类构成要件，"贼盗律""职制律"等分则细化刑罚标准[2] 。宋元明清各代法典均承袭该罪名，明代将部分罪行的绞刑升格为斩刑，清代对技术失误类犯罪适当减轻处罚。
唐代法律具体界定六类犯罪行为：
盗取御用物品：包括祭祀礼器（如簋、鼎）、帝王日常用品（如服饰、舆驾）及御用文书[1][3]
伪造皇帝印信：涵盖御宝、制书及乘舆服御物的伪造与篡改[2][4]
医药膳食过失：御医配药分量错误、御厨触犯饮食禁忌、御船制造结构缺陷[3]
冒犯帝王尊严：公开指责皇帝（指斥乘舆）、辱骂朝廷使节（对捍制使）[2][4]
礼仪制度违逆：盗取帝王祭礼用品、伪造御用玺印、配药失误、食禁违规[3]
安全防护失职：禁军守卫疏漏导致帝王遇险、侍从失误造成人身威胁[1]
唐代针对不同类型犯罪设定梯度刑罚：
盗取御物流放二千五百里，盗取大祀神御之物加役三年[1]
伪造皇帝御宝、制书者处绞刑，参与伪造者流三千里[2][4]
配药失误致帝王未服用者绞，已服用则斩；膳食犯禁主食绞，监当官司流二千里
制造御舟"篙棹有误"工匠绞，龙舟倾覆责任者斩[4]
咒骂皇帝（指斥乘舆）情节严重者斩，情节较轻处绞刑[2]
对朝廷使节"无人臣之礼"者绞，对捍制使无礼者绞
明清时期调整部分刑罚标准，弘治元年（1488年）规定伪造御宝罪改绞为斩，万历十五年（1587年）对配药、造船等技术过失罪增设赎刑制度。
该罪名体现三重立法原则：
君权至上：将君主人身安全与象征物（如玺印、舆服）等同于国家秩序，任何冒犯均视为危害统治根基[1][4]
严格责任：采用客观归罪原则，御医、工匠等技术人员因配药失误、器物不牢等行为承担死刑责任
预防性立法：通过严惩日常服务中的失误（如膳食、医药），建立全天候的皇权防护体系[3]
作为存续时间最长的封建罪名，大不敬罪产生三大历史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