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派书法初始于宋代，清中叶以后，帖学衰微，金石大盛而碑派书法兴起，经郑燮、金农发其机，阮元导其源，邓石如扬其波，包世臣助其澜，始成巨流。所以康有为说“碑学之声，始于帖学之坏”。碑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指北碑，二专指魏碑。清代碑学盛行后，其缺点是矫枉过正，对碑派、帖派书风差异特性讲得多，而碑帖互补讲得少。康有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他说：“自宋后千年皆帖学，至近百年始讲北碑，然张廉卿集北碑之大成，邓完白写南碑而无帖，包慎伯全南帖而无碑。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此番话何等通彻，何等自信，可谓大手笔、大豪情！
事实上，碑学是一个贯穿于整个清代始终的书法思潮，只不过经历了萌芽、积累、普及等不同的时期，其间有晦有显，时沉时浮，逐步发展蔓延而已。从清初顾炎武等人为代表的考据学派对郑簠、傅山等人的影响，乾、嘉时期金石、文字之学兴盛孕育出来邓石如、阮元、包世臣，直到在晚清今文经学复兴的潮流中康有为写出《广艺舟双楫》，清代碑学思潮发展的每一步都有学术风气在背景中支撑。清初学术界反古求实的学风首先吸引了一部分书法界人士加入到寻访、收集碑刻的行列中来，随后又带动了更多的书家利用古代碑刻拓本来学习隶书、篆书，这种风气在清代中期获得极大的发展，至道光以后，书法界对碑刻的重视，在时代上从秦汉扩大到魏晋北朝，在书体上从隶、篆扩大到楷书。至此，这一在文化学术界影响下萌发的书法思潮最终全面形成，并且由此根本扭转了宋、元以来的书风大势。
碑派书风追求的是一种质朴之美、刚健之美、雄强豪放之美，帖派书风追求的是一种飘逸之美、潇洒之美、妍媚之美。如果说帖派书法属于“优美”风格的话，碑派书法则属于一种“壮美”的风格。崇碑思想在清代书坛上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完整体系，在创作上篆、隶、楷、行诸体全面复兴，开创了碑派书风的新面貌；在理论上明确提出碑学主张，并且利用大量碑刻资料重新解释书法的发展历史；在教育上改变了明代以前学书从法帖入手的传统，将北碑作为不二法门；为达到碑派书法的艺术效果，毛笔、宣纸等工具的性能也发生了改进；此外，随着收藏鉴赏碑拓风气的流行，对书法艺术的品评标准也明显变化……可以说，碑学在清代是一个有理论主张、有实践成果、有社会基础的完整艺术运动，而这一切都与当时的学术风气密不可分，这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个十分突出和典型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