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各地区、国家华文文学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流程，呈现出不同的状貌，但由于语言和文化的渊源，也有超越历史与国界时空的共同诗学话题，通过对不同地区、国家有代表性文本和重要文学现象的分析研究，在异中识同，在同中探异，在诗学层面展示其生命力和丰富性，从而推动世界格局中的华文文学交流，是一个至今尚未真正“开封”而又极具张力的问题。2002年5月，我在“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备经过及学科建设概况”一文中曾说：“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有了良好的基础，具体表现在：形成了一支包括老中青几代学者的跨世纪研究队伍；出版了一批学术成果，包括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和地区、国别的华文文学史；建立了这一领域的初步学术规划；完成了学术研究基础性的资料准备。”随着学会的成立，我们的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要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把这一领域的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这就必然要涉及到一些至今尚未厘清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学科的“命名”，概念、范畴的建立，特色的确认等等，都必须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并对其作有效的归纳和提升，做到有学理性、原创性、独特性，同时又不妨碍思维的多重性和多元化。海外华文文学的理论研究，是一种直接思考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其研究对象既是海外华文文学自身，也应包括对这一领域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研究。这种诗学，是海外华文文学的反思之学，反思的目的，是探索这一领域自身的理论问题，尤其是那些有特色、带根本性的问题。我把这种研究称为海外华文诗学。海外华文诗学与具体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作品的评论有密切的联系，但也有区别，它更重视科学性，注重对这一学科得以建立的“理论依据”的反思，以开放的眼光，寻找、考察这一领域特殊的诗学范畴和方法，特别是中国传统文论的“元范畴”在各地区、国家文学创作中的“演变过程与方式”、“融合与分离方式”、“死亡与再生方式”，同时也重视异域汉语写作中的中外“文学相关性”、“文化相关性”和“话语模式”等问题，还涉及诗学范围的“边缘性”、“本土性”、“世界性”，以及正在进行的“后现代性”的渗透与尚未终结的“现代性”等问题。这种研究的关键是：要建立海外华文诗学体系，寻找这一领域可以建构体系的“网结”和“基本词汇”，由它们构成体系，因为它们是存在于海外华文文学深处的“理论真实”。我们要走向这一“真实”，深入地理解作为一个学科“路标”的特殊诗学范畴的性质、功能、特征、系统性等问题，为建立一门经典学科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也使其在世界性汉语诗学中的地位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科学性。重视海外华文文学的理论研究，建设海外华文诗学，是一件长期、艰苦、需要许多学者共同投入的工作，但就当前的学科建设而言，在现有的基础上，组成学术群体，撰写“海外华文文学概论”或“海外华文文学理论要略”一类的教材，不仅仅是必要的，同时也是急需的。因为海外华文文学早已进入大学课堂并成为许多学校的常设课程。要促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基础理论教材的建设应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回顾20多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历史，许许多多学术成果已为学科地位的确立打下一定基础，但学科的学理积淀还较为薄弱，学科的基本原理、深刻内涵、应用前景、新形态展示等，远未被发掘出来。这种“概论”或“理论要略”教材的撰写， 应该有学科基本概念的表述、独特内涵的阐释、相应的理论性话语的建构、合适而有特色的方法论的提出，以及属于这一文学空间的文学形态的展示。要做好这一工作，首要的一点是找准学科研究的立足点，理清这一学科得以建立的相对独立性和有机性（这种有机性是指学科内部各种要素的相互联系），它与别的文学学科的区别和联系，阐明这一文学领域的独特理论价值和魅力。这不是一般的表象性概说，而是学科道理与发展规律的提炼升华和科学表达。无论是海外华文诗学研究，还是作为教材的“海外华文文学概论”、“海外华文文学理论要略”的撰写，都要以这一领域大量的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批评实践成果为基础。如果理论不是根植于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和文学发展的历史研究，它所概括出来的原理、概念、范畴、方法，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任何一种文学，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考察研究这个过程，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文学史家的事，事实上，文学理论研究同样要关注这个历史进程，认识其“与时代同时出现的秩序”（韦勒克），历史地分析、研究各种各样的文本，把握该文学领域新旧文学现象的交替及其延伸的法则，找出蕴含其中的矛盾及其转化的规律，其间不仅仅要注意结论的提炼，也要重视结论的产生与展示过程，因为过程中就有规律的存在，而规律的概括就是原理形成的一部分。为此，进行海外华文诗学研究，同样有一个“历史性”问题，从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看，最早的国家应有七八十年的历史，晚的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研究者在对其整体考察的时候，必须去面对具体地区、国家的历史，把握历史，深入历史，求同探异，弄清哪些是这一领域文学发展中相对稳定、带根本性的东西，哪些是历史匆匆的过客，大浪淘沙，留住“根本”。当然，这些在今天看来是“根本”的东西，也不是永恒的，它只是某一历史阶段的产物，历史向前发展，又会有新的文学现象出现，人们又要去发现、研究新的问题，探索这些原来被认为是“根本”的东西，如何变化和发展。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个研究者都是“在路上的人”，而路，是无穷尽的，是永远没有尽头的。海外华文诗学的确立，应有自己的独特方法论系统。由于海外华文文学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本身就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其方法论系统也应该是开放的，也就是说，不应局限于某一种研究方法，而应该是立体的、多层次的。既然是学科理论的研究，基本的方法主要是哲学的和逻辑的方法；具体的方法则可以是多样的，如社会学方法、文化学方法、心理分析方法、比较诗学方法、阐释接受方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符号学方法、语言学方法、形象学方法等等。不同的研究者不但在进入问题的角度上存在差异，在研究的方法论上也往往表现出不同的旨趣。在这些具体方法中，针对我们研究的对象，我认为文学的文化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是值得倡导的，因为海外华文文学文化的根是中华文化，但它们都不是本土的“花”，而是异地、异国的“奇葩”，从整体上看，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特点，其文学的文化空间极具张力，蕴含有丰富的文化研究命题。比如，对海外华文作家主体的理论反思，就常常与“文化身份”的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文化身份是隐藏在社会的各种力量和矛盾之中，由内部差异决定，如种族、性别、阶级、年龄、语言以及个别存在的价值等等，都与文化身份相关，故从广义的文化研究看，对作家主体的理论考察，最后都必然要落实到文化身份上。海外华文作家离开本土，对应着不同的被重组和建构的现实，文化身份不断发生变化，文化身份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文化想象和创作，形成一种独特、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性质和形态。纵使他们中的不少人已加入了居住国的国籍，但母语身份和母语存在的那种集体意识，永远不可能改变，新国籍的身份只是理性的，而自身内在的文化心态、倾向却是超理性的，或者说是前理性的。这种理性上和行动上的认同与对民族文化的感情使其时时处于矛盾之中，他们在文化身份上的抗争和碰撞，形成其对生活、人生的独特视点、角度及文学表现方式，这就给他们的作品打上了“身份”的烙印。因此，从文化身份切入研究海外华文作家的角色及其转换，以及由此带来的作家创作上的特色问题，等等，是极具潜力和张力的。当前，国际学术界在文学研究方面，有一个明显的转向，就是越来越转向文学的文化研究，更多地关注文学中的种族、性别、阶级、身份等问题，一些传统的文本也因为这些新的理论视角而得到重新阐发，而且这种阐发都做得很细、很具体，常常落实到某一部具体作品的某个具体细节上。从海外华文文学界现状看，理论成果很少。海外华文诗学的建构，要面对大量文学文本，而文本的作者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种族、社会性别、政治经济和个人因素形成的立场上从事创作，文化背景、历史语境复杂多样，从文化的视角切入、追问，定可从中提升出有新的价值归属的诗学话语和理论。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研究，我曾在多篇论文中论及，我仍然认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方法，十分契合海外华文文学的跨地区、跨国别研究的特点。“比较”本身，就昭示研究范围是一种有距离的关系域，即时间或空间的关系域。我们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既可以在空间关系域作横向的比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空间关系进行比较，如美加华文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比较，东南亚地区各个国家华文文学的比较，某一国家的华文文学与大陆本土、台港澳华文文学的比较。不同地区、国家相互影响或文学主张相近的文学集团、流派的比较，以及不同地区、国家个人诗学主张之间的比较。也可以在时间关系域作纵向的比较，如各地区、国家不同时期华文文学的比较，如新老移民文学的比较；新移民文学与早期留学生文学的比较，各地区、国家华文文学与华人非母语文学的比较等等。还可以作时空纵横的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如不同地区、国家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的比较，这种比较既是空间上三类诗学的比较，又是时间上前后承续的三类诗学的比较，又如大陆著名作家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寻找其影响的“起 点”、传播的“中介”、影响者的“接受”及其独创性等，从而发掘在影响中接受者独创的价值。在过去的比较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把关注点放在探索两者的相同点和亲和性，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对于海外华文文学而言，这种比较的真正价值是在于对其特殊性的发现。与文化研究和比较研究密切相关的是世界视野和理论视角的观照。面对世界多元文化崛起、东方西方文化必然交汇的前景，海外华文文学如何在理论层面上展示其丰富的空间，除拓展其自身诗学的建构外，还可以把它们作为一种依据，开展对中外文化传播的各种问题的研究，把作为文化记忆的海外华文文学置于理论视野中作“文化阐发”，将有助于深化中华民族族性书写的研究，这也是一条极具“文化中国”特色的通向世界文学之路。 叶维廉比较诗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