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1949年新成立的北京中央政府确定现代标准汉语由国语改称普通话。
普通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一个称呼，各国都有自己的通用语言（官方用语、首都官话）——无论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都是语言方言众多而推行各国的标准用语以利于人们广泛交流。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是普通话，即汉语普通话，是中国历代官方推行的修正型的首都雅音（区别于首都胡同音）。要区别三个概念：首都雅音即首都官话，首都胡同音，修正型的首都雅音。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前后历时八百多年。由于经济政治的集中，北京话的影响逐渐增大，地位日益重要。一方面，北京话作为官方的通用语言传播到全国各地，成为“官话”，“官话”也就逐渐成了各方言区之间共同使用的“共同语”；另一方面，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学作品，特别是元明以来的戏曲，也更多地接受了北京话的影响。这样，北京话就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了清朝末年，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汉民族共同语实际上已经形成。新中国的普通话以北方话语音为基础音，加以部分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