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考入河北南宫中学，1954年考入北京师大物理系，1960年分配于中国核试验基地技术部（基地研究所）。历任技术档案科副科长、科长、情报信息研究室主任(正团级)。先后评为副研究馆员、研究馆员，1988年被授予专业技术大校军衔，晋升为正师级。1994年6月退休，2000年10月进入西安西影路军干所。
1986年曾任中国档案学会科技档案学术委员会1—3届委员，1995年3月被中国老教授协会档案与文秘研究所聘为特聘研究员。曾被聘任为全军档案理论研究组核心成员，原国防科工委档案评审委员。[1]
在文革期间，坚定地执行了军委命令，出色地完成了核试验科技成果的建档、归档、战备转移利用任务，而且在工作方法上多有创新，是国内基层单位最早进行建档管理的参与和组织者，并创建了一整套的行之有效的档案管理方法和制度。事实证明，由他在1972年起草并经上级批准实施的两万多字的科技档案管理制度，与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颁发的《科技档案工作条例》有关内容和精神完全一致。[2]
改革开放后，在原有实践基础上深入思考，广泛调研，针对当时的科技档案教科书“以收集为起点”的理论，发表了《科技档案工作的任务与范围初探》、《论建档管理》等论文，明确地提出档案部门要参与科技文件的形成和前期管理，即从源头上抓档案质量，从实践和理论上反驳了该理论，为我国《科技档案工作条例》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以后的研究中，总结出了许多新的经验和理论观点，如科技档案案卷组织的理论和方法，案卷和保管单位的命名，馆藏组织、排架方法、检索方法等，特别是利用自身近30年积累的几十万个数据，运用数学统计方法，发现科技档案现行价值的衰减规律和利用分布规律基本相似于一般文献的价值衰减利用分布规律，同时发现存在自身特点，这不但是档案学中的创举，还是将数学统计方法引入档案学中最典型、最成功的实例。以后应用2499张档案利用效益问卷，包括数万个数据总结出科技档案存在的五大社会功能，并计算出了其经济利用效益量。
1994年退休后带病在原单位办公，总结经验，继续与同事们走访调研。退休后的十几年中发表论文80多篇(总共发表130多篇)并主笔撰写出版专著两部，其成果数量和质量远远高于在职其间。其中《科技档案的形成规律》、《科技档案利用效益和社会功能研究》1996年曾被《中国档案》、《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等15家著名杂志社经投票评选为1994、1995年并列第一的优秀论文。还有多篇在国内具有广泛影响，如《务实传统的档案工作》、《科技档案的利用规律和情报服务研究》等；另有多篇提出了具有代表性或引人深思的观点，如科技档案“有意识形成论”、“档案全面效益观论”、“国家全面档案观论”、实物档案的概念、档案属概念和定义的表达、保管单位、案卷的概念及其关系等等，产生一定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