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烈性传染性疾病的大规模流行，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以邻为壑、画地为牢式的传统治理模式，虽可能通过地理隔离方式来保护一国一域免受病原体的侵害，然因缺少信息共享机制与有效合作，致使不同国家间的检疫规则各异、管理漏洞百出，代价沉重自不待言。鼠疫、霍乱、黄热病、天花和斑疹伤寒的流行，带来的经济损失、政治动荡和社会恐慌令人闻疫色变。
19世纪特别是1830年和1847年欧洲霍乱的跨国大流行，个人卫生和政府防疫措施的力有不逮，加之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社会相互依存度加深，以及欧洲战争和革命此起彼伏，上述因素使此前以划定隔离区、设立防疫所、拉起警戒线、建立疫病院为主的防疫方式日受质疑，出于政治目的而非医学需要滥用卫生法规的情况频繁发生。细菌理论的重大发现及各种新检疫手段的出现，让国际社会进一步意识到，可以通过更为科学的方法来解释疫病的病因学、生成机制和传播方式，以更加合理的标准化的防疫措施来应对疫病的跨国流行。另一方面，随着拿破仑兵败，1814年至1815年，欧洲主要国家的代表齐聚奥地利维也纳，维也纳会议让国际社会注意到，国家间的矛盾与分歧可以通过多边会议协商的形式来解决。受此启发，国际会议的数量迅猛增加，1815年至1840年，25年间仅举办过6场国际会议。国际会议逐步成为各方发表高见、进行辩论与谈判之所，知识、信息与情报交换之地。这些因素的合力推动了第一次以欧洲国家为主的现代意义上的多边防疫行动[37] 。
1851年7月23日，来自奥地利、法国、英国、葡萄牙、俄罗斯、西班牙、撒丁王国、两西西里王国、教皇国、托斯卡纳、希腊、土耳其等12国的著名医生和外交家齐聚法国巴黎，召开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围绕各国的商业利益保护、传染性疾病国际传播的限制和预防、信息共享、国际检疫法规等开始了长达6个月的跨年度讨论[37] 。1859年在巴黎、1866 年在君士坦丁堡、1874年在维也纳、1881年在华盛顿、1885年在罗马，前后举行了六届国际卫生大会。然而，因不同国家对所讨论的传染性疫病特别是数次肆虐欧洲的霍乱的病因学、传播方式和治理模式缺少共识，卫生健康与商业利益难以协调，这些会议成效不彰[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