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后半叶，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封建主义走向崩溃，作为中世纪封建统治精神支柱的罗马教廷亦开始衰落。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中央政府权力上升。君主们试图通过控制教会神职的任命来削弱教会的竞争力，以及限制钱财流入罗马。欧洲各主权国家开始摆脱教皇控制。西班牙自斐迪南与伊沙贝拉的联姻而统一后，逐步实现教会国家化，使西班牙教会成为当时欧洲最富独立性的天主教会。法国也成为中央集权的君主国家，将教会置于君权控制之下，英国自亨利七世到亨利八世时 (1485-1547)，以基督教国教化为开端，开始步入脱离罗马教廷的进程。自神圣罗马帝国以来，德国从未形成统一的中央政权。宗教改革前夕，所谓帝国不过是个松散的联邦，政治上的不统一，致使它仍被教皇所控制，受教廷的经济剥削和压迫尤深。
16世纪初期，教会在各方面都急需净化与改革。阿维尼翁教皇和天主教会大分裂使教皇威信大大下降，长达200年的十字军东征以及残忍的异端裁判所，显示了教皇的谬误。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生活得更像世俗君主，而非精神领袖。作为教皇国的统治者，他们也卷入了战争和政治阴谋的漩涡。他们有关政治和艺术的计划（如意大利著名艺术家对梵蒂冈的装饰和对圣彼得大殿的装修）耗资巨大。罗马教皇为弥补耗尽的财政库，经常出售职务聚敛钱财。为维持教廷庞大的经济开支和高级教士奢侈的生活，教会设立名目繁多的税收，除赎罪券外，还有什一捐、特别捐、特赦捐等等。教阶制使高级教士与低级教士间、教士与信徒间的差别日益扩大。大部分的主教出身于贵族家庭，因而几乎不与百姓来往。在许多地方，世俗君主已经控制了主教任命权和其他教会公职的处置权；反过来，他们再利用职权去回报有利可图的亲戚和朋友。神圣罗马帝国的有些主教府也是亲王官邸，于是，教俗权力集于一身的主教统治着辽阔的疆域。主教和牧者即使没有履行牧养职责，也有着多重“俸禄”，甚至不用居住在该区。因为，主教很少投入精力关心堂区具体情况，反而堂区由一些未受过正式教育且得不到很好生活补助的助理司铎们来照管。独身生活恪守不利，神职人员同居或拥有民法妻子的现象也很普遍。隐修院也纪律松弛。特别是教区司铎忽视讲道。盛行的宗教信仰经常夹杂一些迷信色彩以及对神学的误解。教皇拥有极大的权力和财富，高级教士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德国的7个选侯中有3人是大主教。
文艺复兴为宗教改革打下思想基础。人文主义运动向中世纪权威发出挑战。人文主义者如伊拉斯谟，致力于办学，印行《圣经》和古教父著作，希望通过开拓新的学习领域达到改革社会、恢复基督教会统一的目的。虽然他们不曾对传统的基本教义提出质疑，甚至为了维护传统的教会结构，还反对脱离正统教会的分裂活动。但通过对原始基督教的研究，他们认识到，当代教会的教阶制、神职人员世俗化、经院哲学的烦琐争论等，都背离了基督教的原始教义，是基督教面临崩溃的征兆。少数思想家曾大胆向传统观念开战，如《圣经》学者威索尔首次提出，《圣经》的权威在罗马教皇之上，只有上帝才能赦罪，人只能靠信心，通过与上帝的直接交往而得救。在这一神学观点中，神权和教会有形组织的地位被大大降低。马丁·路德赞赏威索尔的学说，并于1522年将其发表，成为宗教改革基本教义的蓝本。14-15世纪，《圣经》已被译成数种语言，加以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更多的人可以直接阅读《圣经》，客观上有利于宗教改革思想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