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底，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最后结束的阶段，德意日法西斯败局已定，随着反法西斯盟国军事行动的发展，结束战争和安排战后世界而产生的一系列政治问题需要迅速解决，特别是应该制定盟军在反希特勒德国战争最后阶段的协同一致的军事行动计划，处置战败的德意志帝国的基本原则，对日作战，实现战后世界国际安全问题的基本原则，客观上愈加迫切地需要三大盟国举行新的最高级会晤。[1] 三国首脑
1944年，整个世界的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无论是在欧洲大陆、亚洲大陆还是在太平洋战场上，都促使美、英、苏三大盟国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积极”地准备着。[2]
欧洲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苏联红军和美英联军正从东西两面夹击德军，一步步地把战争推进到纳粹德国的本土。欧洲东线的苏联军队已在北起波罗的海至喀尔巴阡山之1200公里长的战线上发动反攻，其前锋已渡过奥得河，距柏林东部只有60公里。在欧洲西线，美英盟军基本上粉碎了德军在阿登地区发动的最后一次反扑，兵锋直抵莱茵河西岸。纳粹德国崩溃在即，反法西斯盟国在欧洲战场的胜利指日可待。”
但是，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的形势却让人颇感艰难。虽然美军及其盟军从1943年5月起，就开始从北、中、南和西南太平洋等方向对日军实行逐岛争夺的反攻作战，并且通过卓有成效的作战正一步步地逼近日本本土。但在太平洋战场上已处于绝对劣势，完全陷入被动挨打局面的日军，仍和美军逐岛展开争夺，致使战事异常惨烈，双方都在漫长的岛屿争夺战中损失惨重。而在中国及东南亚的大洋上日军仍然占据着大片陆地和众多的岛屿。从各个方面反映的信息都是美国的政界和军方人士深信日本在这场战争中败局已定。但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依然严峻的形势也同时使美国感到：“前往东京尚有一段艰难与漫长的道路。击败德国并不意味着对日战争的结束。相反地，美国必须准备在太平洋从事长期与代价极大的斗争。”[3]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美国的军事领袖们在筹划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作最后的进攻，以尽快结束太平洋战争的时候，都迫切希望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以便牵制日本在中国领土上的军队，使之不能增援日本本土诸岛的作战，并且可以减少美军的伤亡代价。正是怀着这样迫切的心情，1945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如期前往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参加即将在雅尔塔举行的会议。[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