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参是在人参（Panax ginseng C. A. Meyer）的启示下发现的。1714年，法国牧师雅图斯在中国以《关于鞑靼植物人参》为题，叙述了中国人参的外部形态和用途，并附有原植物图，发表在英国皇家协会会刊上。这个刊物被居住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法国牧师法郎士·拉费脱（Lafitau）得到，他根据文献的描述和人参的形态图，估计加拿大森林中肯定会有这种植物，于是通过当地的印地安人，经过两年的连续寻找，终于1716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森林中找到了与人参外部形态相似的植物，即西洋参。[2] 共6张 西洋参
初期的西洋参（西洋人参）商品是通过法国或英国的殖民地转运到东亚，而后销售给中国。清代儒医汪昂著《补图本草备要》中首次将西洋参收载入医药文献，在该书条目下写有“出大西洋法兰西-名法兰参”。清代医学家赵学敏著《本草纲目拾遗》（1765年，乾隆30年）对所收载西洋参的论述与《补图本草备要》基本相同，此说法还被后来的一些本草书籍相沿讹传，西洋参的名字亦由此得来。由于西洋参原为进口药材，为区别于加拿大所产，将产于美国的西洋参以星条旗命名为花旗参。1757年12月20日，乾隆诏谕，关闭江、浙、闽关，广州成为中西方贸易的唯一开放口岸。此格局延续凡85年，直到鸦片战争结束后的五口通商。在广州独口贸易期间，西洋参成为重要交易货品，又有广东人参之称。[3]
1716年，法国牧师法郎士·拉费脱雇佣印第安人去大量采挖野山参，运往中国出售。当时西洋参在中国市场上的价钱很高，相当于黄金的价格。后来，在加拿大东南部、美国东部各州也相继发现了野生的西洋参。但由于长期不断采挖，自然资源受到严重破抵使野生产量大幅度下降。为了保护西洋参的野生自然资源，美国一些地方政府把野生的西洋参列入植物濒危种的保护计划，并于1889年开始进行人工栽培。[2]
在中国，1948年江西庐山植物园科学家陈封怀先生从加拿大引进种子进行试种，但当时正值战乱，资金缺乏，实验进行到开花结果阶段，工作便终止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美未建交，花旗参种子引进受到限制。1975年周总理曾亲自过问西洋参，他提倡开展引种西洋参科学研究，在周总理关怀下，国家科委、卫生部、商业部共同制订实施了“7510工程”工程，开始了引种西洋参的科研。1975年，美籍华人黄培玉将10磅花旗参种子辗转带回国内，交给了中国农科院。其后，以“7510工程”为代号，中国开始在国内不同气候地区试种花旗参。当时分给吉林省科委药研所4磅种子，这4磅花旗参种子又被分配到集安国营一参场和二参场，在时任副场长钱少钧的不断研究和努力下，于1978年引种成功。1975年中国科学院通过有关渠道，从美国引进西洋参种子8磅，种苗150株，由该院植物研究所协同吉林、辽宁、北京、江西等8个省市10个单位负责试种驯化工作，并于1977年在吉林省左家特产研究所召开了西洋参引种驯化试验座谈会，有北京、吉林、辽宁、河南、江西等省有关科研所、生产、经营等14个单位、24人参加。座谈会主要总结交流西洋参引种驯化经验，认为经过2年的试验证明，中国东北和其它一些地区具有适宜的气候、土壤和有较好的栽培技术经验，所以西洋参可以在中国安家落户。1980年9月，在吉林省左家特产研究所，召开了西洋参引种驯化成果鉴定会，并根据西洋参的生态习性，中国长江以北至北纬45°以南地区，中部和西南各省的高海拔山区也都可以试种。至1990年中国形成吉林省、陕西省、北京市和山东省四大西洋参栽培区，含15个省市、数十个县。1997年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主办方，在上海举办了自中国首次引种栽培西洋参成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中国性西洋参生产、加工、经营企业的盛会，标志着中国西洋参种植业和加工业的蓬勃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生产和加工西洋参及其制品的第三大国。[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