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派艺术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在题材上，它表现了世纪末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颓废的思想感情和对于病态的“心灵与官能的狂热”的追求；在艺术方法上，它发展了神秘主义哲学家提出的“对应论”的观点，把自然万物视为可以向人们发出各种信息的“象征的森林”，强调通过暗示、烘托、对比、联想等手段来传达诗人内心的微妙世界。
象征派在20世纪初传入欧洲其他国家，成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个重要源头。“五四”文学革命初期，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小说月报》等杂志，对象征主义的文学思潮及创作有所介绍和评述。田汉发表有《恶魔诗人波陀雷尔（波特莱尔）的百年祭》（《少年中国》3卷4～5期）,周无发表有《法兰西近世文学的趋势》(《少年中国》2卷4期)，并译了魏尔兰的《秋歌》、《他哭泣在我心里》等诗。沈雁冰在《时事新报·学灯》撰文介绍象征主义，还发表《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认为象征主义“是承接写实之后，到新浪漫主义一个过程”，“我们应并时走几条路”，所以应该提倡（《小说月报》11卷 2号）。
象征派对于新诗创作有明显的影响。有人认为新文学初期有些白话诗是“用西洋Symbolism的方法”写的（记者《书报介绍〈新青年〉杂志》，《新潮》1卷2号）。曾留学法国的李金发的《微雨》(1925)等诗集，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象征主义新诗。他用欧化的句法和晦涩的语言表现颓废朦胧的思想和情调，被朱自清称为是把法国象征派诗人的手法第一个介绍到中国诗里的诗人。此后取法于法国象征派诗而进行新诗创作的，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戴望舒、姚蓬子等人。30年代《现代》杂志发表的许多作品，也明显受西方象征派诗的影响。抗战爆发后，这个流派的诗风逐渐衰落下去，一些诗人或走向现实主义，或吸收象征主义方法写出更有创造性的诗篇。李金发1942年即说：“象征派诗出风头的时代已过去，自己亦没有以前写诗的兴趣了。”(《异国情调·卷头语》)
（孙玉石）
主要人物有：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